去年中国进口数千万吨转基因大豆用于榨油【4】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最近半年来日币的贬值情况非常明显，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它这种政策是以邻为壑。最近即将接任日本央行的黑田先生也说，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打击通货紧缩。日本这种政策其实影响到东亚各国。请问厉委员，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对策来应对这种趋势，还有我们最近整体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是不是还会依照欧美的要求持续走向升值？谢谢。[09:52]

　　[厉以宁]:我们已经表过态了，并不赞成有些国家再实行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这是一种转嫁经济危机的办法。但是已经这么做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三个做法：一是要加快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来向外推销。二是要加快国内的结构调整，因为经济质量的充分表现就是结构的优化，如果结构没有优化，我们在国际市场同样是被动的。三是要根据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该进口还是要进口，该在外投资的还可以在外投资，一切不变，因为“走出去”是我们一贯的战略。谢谢。[09:55]

　　[林毅夫]:这个我也可以补充一下。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采取了适量宽松政策，增加货币供给，目的是通过自己国家货币的贬值来增加他们的出口，创造就业，促进增长。但是可能引起的是大量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流动，造成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量投机资金流入以后货币快速升值，而且可能造成国内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给他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面对这种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策建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反对一个国家对他的基本账户进行干预的，面对这种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也修正了政策，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的短期投机资本流入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是可以采取一些资本管制的措施来避免货币的急剧升值，那就是外币的急剧贬值。同时也可以避免他们国家产生一些房市泡沫和股市泡沫的情形。[09:56]

　　[财政部中国财经报记者]:有问题想问陈锡文委员，目前城镇化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内需增长点所在，但是有人在担心会不会出现“大跃进”式的城镇化，也有人认为一些城市群是在“拉郎配”，请问你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同时有什么办法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谢谢。[09:57]

　　[陈锡文]: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想这几乎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从80年代初期城镇人口不足2亿人，到现在突破了7亿人，这5亿多人城镇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另外，在中央提出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要求下，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的变化、为农业的发展、为农民的富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10:00]

　　[陈锡文]:但是从以往城镇化过程中，应该说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所以现在城镇化这个词热起来之后，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某种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成就刚才讲了，从以往城镇化过程中就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城镇化中应当认真加以解决。[10:01]

　　[陈锡文]:第一，粗放。城市的规划粗放、建设粗放、管理粗放，导致大量资源能源的损耗。比比皆是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这已经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10:01]

　　[陈锡文]:第二，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现在城镇常住人口虽然已经超过7.1亿人，但是我看了一下，世纪之交2000年的时候，那时城镇总人口是4亿6千万人，12年来增加了2亿5千万的城镇常住人口。这2亿5千万新增城镇人口绝大多数都没有他所在城市的户籍，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进城以后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不少人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年、八年时间或者更长，但是他仍然没有取得城市定居居民的身份，很多必要的公共服务都没有能够享受。所以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认真解决人口城市化的问题。[10:01]

　　[陈锡文]:第三，城市扩张非常快，现在接近有670个城市，还有将近2万个城镇，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增加的倍数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城市的布局，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城镇之间，它们的体系和功能都不够明确，因此造成了很多城市的功能不能互补，城市的面貌千城一面，这些情况都应该引起重视。[10:02]

　　[陈锡文]: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刚才你提的非常重要，失地之后的农民工，我们怎么样保障他们失地之后生活水平反而能有所提高，长远的生计有保障，这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有一个词在中国被讲得很多，叫土地财政，很多城镇的发展对土地财政过于依赖，这就会带来对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某种侵犯。所以我想今后征地制度改革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条。据我们了解，世界各国如果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比较平稳，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把城镇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富裕农民的过程。而如果城镇化过程变成了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过程，这个成就就不能持久，社会也很难安定。谢谢。[10:02]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西都市报记者]:请问李毅中委员，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积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你作为工信部原部长，能请您评价一下推动“两化”融合的现状和前景吗？谢谢。[10:03]

　　[李毅中]:“两化”融合是从十六大提出的概念，那就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现在的提法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十多年以来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优化，在制造业、能源、交通、基础建设方面，另外在经济、社会管理、人民生活各方面信息化已经广泛渗透。[10:06]

　　[李毅中]:现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存在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广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调研还是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进行示范，还没有推广到全行业，没有推广到所有企业。第二个问题，信息资源比较分散，基本上各自为战，信息孤岛、信息鸿沟的现象比较明显，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整合，出现了一些重复。第三个问题，还处在初级阶段，测评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上升到规范、制度的高度。第四个问题，信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和国际还有一定的差距，大家所熟悉的3G、4G，下一代物联网、通信网，三网融合的推进，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10:07]

　　[李毅中]:下一步怎么样用“两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工业化进程，十八大报告里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上，就是要在制造业上，从研发设计、生产流水线、销售、市场反馈全过程要实现信息化，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水平。二是要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现在比较热门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把它不仅应用在一般的搜索、娱乐这样一些浅层次的融合上。而要用在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水平，用在新兴战略型产业的培育发展上。三是要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信息技术已经广泛运用到城市管理、教育、医疗、文化产业上，渗入到人们的家庭生活里，用信息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我这里提供一个数据，据统计，中国人均信息消费大概一年是192美金，但是美国是3400美金，差了17倍，当然我们和美国发展很大的差距。但是至少说信息消费是一个新的增长点。通过“两化”的深度融合，在工业化的历史阶段中重点是工业，但不单是工业，它还要深入到社会、经济各个层面，一直到人民生活，这样“两化”深度融合的效益和成果会越来越显现出来。谢谢。[10:07]

　　[记者]:我想问林毅夫委员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中国可以借后发优势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同时又有言论表示，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就有经济增长回落，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和环境问题，您觉得这些问题中哪个对于中国来说是解决中等收入陷阱不要掉下去最迫切的关键呢？[10:08]

　　[林毅夫]:中等收入陷阱产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在这种状况下又有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就出现你刚才讲的过度城市化的问题。流入到城市以后没有工作，就变成贫民，收入分配就不断扩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要克服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要不断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国家的后发优势，提升他们经济的竞争力，如果竞争力提升了，就业机会多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贫民窟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你前面所讲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同时，进入到城里的人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有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他的工资会上升得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实际上世界上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跟地区是非常少的，从统计资料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跟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更多，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或者石油输出国或钻石生产国。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水平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然后进入到高收入水平，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实际上可以讲大部分国家都陷入到低收入水平或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我想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让他们的国家能够比较快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道路。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提倡了新结构经济学就想回答这个问题。[10:11]

　　[厉以宁]:我补充一下，哪有什么中等收入阶段才有陷阱，最大的陷阱、最多的陷阱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在一两千美元就上不去了，高等收入国家就没有陷阱呢？当年希腊突破12000美元的时候，世界银行就庆祝，希腊到2万多美元了，可是现在又下来了。所以在任何阶段都有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刚才讲的，补充几点，社会动乱、社会不和谐、收入差距最大，这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原因。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后，社会进入一个比较和谐的阶段，再加上技术的创新，再加上其它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中国可以度过的。[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