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会福利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则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组数字,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有养老床位1100张,只向拥有北京市户籍的老人开放,而排队等待入院人数超过1万人。与该院一墙之隔的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现在也已经没有空余的床位了。
“排队多长时间也不好说,可能是一两年,也可能是三四年。”这位委员无奈地说。
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力外流,“空巢”老人增多,养老困境对没有依靠的老人而言分外严峻。
在一些农村地区,村集体没有足够的资金提供优质养老服务。敬老院里房屋老旧,伙食粗粝,服务人员人心涣散,态度较差,加之收费不低,并不能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养老服务。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我国“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制约着中国养老服务的发展。
国务院《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到2015年,全国要实现养老床位总数翻一番,达到650多万张。但现状却难言乐观:2012年末,我国共有养老床位381万张,离规划水平还有200多万张床位的差距。这一差距,显然不能仅靠政府投入来弥补。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传书建议,数量不多的公办养老机构应该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实现“保基本”;而由市场化的养老机构来提供不同层次的特色服务。
“这样才能保证中低收入的老年人享受‘低价不低质’的服务。”陈传书还建议,国家在养老公共服务的投入方面应实现从“补机构”到“补人口”的转变,把选择服务的权利交给老年人,把提供服务的机会交给社会,以促进养老服务向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目前已建有不少民营与外资养老服务机构。在那里,家具、电视、电脑、饮水机、空调和独立卫生间一应俱全,有的还配有形体室和健身房。老人可以通过无线呼叫器随时呼叫护理人员,还能享受体检、按摩、洗脚和打扫卫生等多种服务。
“民营与外资的进入对于弥补政府的‘养老短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卓长立认为,养老产业在国内还属于“朝阳产业”,预估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
据了解,目前进入养老产业的企业主要有两类,一种是房地产企业,一种是医疗机构。目前市场较为欢迎的模式是将二者与养老结合,实行“房产+医疗+养老”的模式。
此外,社区养老的前景也被看好。“这一块需要政府、社区和企业合作,比如建立连锁服务机构,为社区提供成熟的、标准化的养老医疗服务,稳步承接不断扩大的社会养老需求。”全国人大代表、江汉石油管理局局长孙健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说,第一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让政府有更充足的财力解决养老问题;其次应建立与老龄化适应的养老体制,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
“大家都担心‘未富先老’,‘老’不可逆转,只有先解决‘未富’才是可行的办法。”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