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亨利保尔森,乔恒译)文章:中国本周宣布了新的经济班子,这将为重要的金融自由化打开一扇窗并对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承诺构成初步考验。
中国处于有利的位置,可汲取上世纪改革的丰富经验。为何跟上世纪90年代相关?其一,当时的改革有些是亚洲金融危机促动的。当时面对境外的经济动荡,中国无法置身事外今天更是如此。中国8万亿的经济,不可能不受总量达35万亿美元的美欧日经济的问题影响。其二,当时北京面临一场信誉危机,那种情况下,公众的期望很高。如今,他们的期待再度攀高,部分原因在于,尽管中国已取得种种成就,但在当前增长模式下,新兴中产阶级得到的回报日减。
如今北京有充分的动机进行改革。不论最终谁担任什么职位,我与之共事十多年的中国高官都明白金融改革必须在把中国从储蓄之国转为投资之国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民众缺少投资渠道,加上通胀和存款利率低,意味着存款回报是负数。与此同时,中国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却能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现金。这种廉价资本的过度供给消除了企业长远竞争力所需的市场约束,也削弱了经济效率,因为妨碍了资本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
当前的全球挑战显示,中国有必要进行更大胆的金融改革。值得肯定的是,北京已取得重大进展,如银行重组、资产管理和监管体系
但近年的全球市场动荡令改革的紧迫性增加而非减小。改革将带来政治和经济风险。但若不深化和改组资本市场,中国无法应对潜在的发展挑战。行动太慢造成的风险超乎许多中国人所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