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5月23日15:06来源:大河网字号:
摘要:“我希望还是给下一代一个好的印象,我们的国家是美好的,我们国家是法治社会。我希望下一代不要重复我的覆辙。我受的已经够了,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还有我亲人的下一代,都会喜欢这个国家,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和骄傲。” |
村里老太太们说这洋媳妇人长得漂亮,就是说话咱听不懂(图/徐延春)
国际事件
如果从涉外的角度说,道是“涉外无小事”。
许帅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乔安妮,家里这点事,压根不会有记者来采访。
今年清明节,许帅带着乔安妮和一双儿女给老人上坟。村里惟一的公墓区就建在许帅家被征用的土地不远处。那块合同上写明“种植黄烟”的土地,现盖着烤烟厂房。爷爷的坟上长满草,许帅越想越凄凉,就跟媳妇说,我们去上访。许帅抱着两岁半的女儿,乔安妮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来到区政府。遭到驱赶和推搡后,许帅抱着女儿摔倒在地,原本哇哇大哭的孩子吓得一动不动。乔安妮发疯似地冲上来,怕许帅把孩子压坏。全家人就趴在区政府门前哭。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其他访民说许帅幸运,如果不是有个外国老婆孩子,不仅不会有人理睬,估计被抓走了都没人知道。也有人冷嘲热讽,说他无能,就知道拿老婆出来“卖味儿”。还有人不解,他为什么没离开中国。
许帅曾经申请过3次英国探亲签证,都遭拒签。卡梅伦就任英国首相后,移民政策也更加苛刻,许帅和乔安妮夫妻俩达不到要求。
上前来驱赶他们的人也刺激他:“有本事你跑到外国使馆去。”
“当时我真的想跑去。但是我就想,我千万不能走这一步,如果走了这一步,我的下场会非常悲惨。因为我们是平民,到最后还是一个政治牺牲工具,我不想被一些外国媒体利用。”
早在拆房现场受辱骂后,乔安妮就提出给英国大使馆打电话,被许帅制止。因“致人轻伤”、“涉嫌犯罪”后,许帅反倒接到英国大使馆的电话,告知有人投诉他犯罪,请求英国政府接走乔安妮和两个孩子,让他服刑。乔安妮跟大使馆说明了当日的冲突情况,英国大使馆表示关切其公民在中国的安全。
其后,英国领事曾到许家家访,市、区、镇上的领导挤了一屋子。许家人吓得几乎没说话,乔安妮说自己不适应这里,想回去。但她最终以“怀孕已近八个月,航空公司不便接收”为由暂缓回国。
“因为我媳妇不傻,她知道她走了之后,我肯定会(被)抓起来。”许帅说。
清明节的上访,迫使镇上领导答应,在职权范围内,把许帅的案子“压到底”。结果许帅回家后接到通知,检察院已就其致人轻伤一案,提起公诉了。
“我希望……”
如果从一个小人物的生活来说,这是他自认命运不济的又一例证。
正在取保候审阶段的许帅,反复研究中国征地和英国移民的法律,以及中英两国关于国籍方面的规定以确定自己两个孩子的身份。按照他的理解,两国都承认两个孩子具备本国国籍,他们都有英国护照,都没有中国户口,连疫苗都打不成。因为儿子是在中国出生,英国护照上没有进入中国的记录,所以如果他要去英国,还必须申请中国公民出境签证。但同时,中国农村出生的他,没有分配土地,也不能上医保。
许帅无数次构想过自己和家庭的前途。妻女都好说,就是儿子有点身份纠葛,“只要我儿子拿到了一次性出境证,在北京上了飞机出去了,出去了他们就管不到了,人家就是英国人了。就跟鲤鱼跃龙门一样。”
最难办的是许帅自己。
一方面,他羡慕英国的生活,自由、有保障。另一方面,他顾虑孝道,尤其在与基层政府发生矛盾之后,坚持不离国土的父母让他无法割舍。一方面,他清楚孩子们最终还是要回英国生活,这对他们的未来有益。另一方面,父母不希望儿媳离开,如果必须要走,至少也要留下来一个孩子,“孩子是农村人活下去的动力”。
许帅上面有两个姐姐,当年父母因为超生而离开村庄,一路乞讨到了中苏边境,卖豆腐为生。许帅和中苏小伙伴一起成长到3岁。回到山东乡村后,许帅开始过担惊受怕的日子,计生的人一上门,他就和姐姐钻到床下。因为没有户口,许帅长期无学可上。80年代末,家里花4000块钱给他上了户口,几乎倾其所有。考学时许帅争气,中专的录取通知书上,农转非的荣耀、“国家干部”的未来,让这个农家卖了所有牲口,供男娃上学。谁知,毕业不包分配,不能留在城市的许帅,农村的土地也没有得到保留。耕种着父母的土地,还被廉价征走了一半。连原本开了几年相安无事的兽医站,也因为突袭的严苛规定而不得不关闭。家里除了还剩4亩地,就只有靠许帅卖转运珠的小地摊谋点营生。
小时候上学,每家都要交300块钱,“集资建校”,学校建成后,属于国家。现在,土地也像当年的学校一样,好像握在你手里,但却什么也握不住。
在中苏边境的成长经历让许帅学会了俄语。他2009年到海参崴务工,碰到在集市上因无法沟通而手足无措的乔安妮时,帮了她大忙。后来两人相恋,乔安妮嫁到他的老家。那时的她以为,中国“家家户户都会武功,飞檐走壁;中国农村都是那种古建筑”。
他的妻子已经无法忍受现今的生活。在经历几次冲突场面后,她就像刚生产后的受惊母猫,暴躁、多疑,恐惧和提防任何对孩子造成伤害的可能。
在中国将近四年,乔安妮经历了中国的葬礼,披麻戴孝,烧纸磕头。
她和丈夫经过县城,看到劳务市场上人们举着牌子:“泥瓦匠”、“木工”、“刮瓷”。看不懂汉字的她问:他们是在上访吗?
她偷偷做过几天英语辅导班,丈夫告诉她,孩子们课间议论的都是父亲的工作职位和自己衣服的品牌及价格。
她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但解决方法只有赶快离开。
移民的事情,许帅也反复考察,但现有的门槛太高,指望靠正常移民解决他身处的乡村矛盾,无法实现。而采取强行闯馆等过激手段,即便能够实现,也意味着他会被宗族亲友们记恨一辈子。他担心,如果将来姐姐的孩子们想要考公务员怎么办?政审关不是一下子就被“咔嚓”了吗?
“我希望还是给下一代一个好的印象,我们的国家是美好的,我们国家是法治社会。我希望下一代不要重复我的覆辙。我受的已经够了,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还有我亲人的下一代,都会喜欢这个国家,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和骄傲。”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