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哥伦比亚大学更符合自己性格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 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新东方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