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雍君表示，“三公经费”中包括必要性支付和非必要性支出，一些部门超支严重可能与非必要开支较多有关。

　　“三公经费”超支还与标准有关。刘家义在2012年审计报告中表示，有的支出标准不完善，如国内公务接待无明确标准，外宾接待标准是1998年制定的，一些津贴补贴仍执行10多年前的标准，形成超标准列支。

　　除了“三公经费”超支，2012年中央部门审计报告披露，审计发现在预算科目和支出项目间调剂使用资金13.72亿元，还有4.26亿元基本支出在项目预算中列支。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邓淑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国目前对于公共财政支出分为两部分：一是基本支出；二是项目支出。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是指用于给干部职工发工资、福利的经费，公用经费是指保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这两类经费都按照人头列支。项目支出是指做事的费用，比如修建大型工程、承担科研课题等。

　　“三公经费”一般都体现为基本支出，基本支出如果用于其他用途，受到的限制比较多，而项目支出这一大块操作起来更有弹性，更易于“做手脚”。

　　2012年，银监会所属云南等4家银监局未经批准，在人员支出与公用支出、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间调剂使用预算资金180.72万元。

　　2012年，商务部部本级未经批准，将13个项目资金4200.96万元调剂用于应由基本支出承担的会议费、差旅费等。

　　2012年，国土资源部部本级在国土资源执法检查等项目中列支物业管理费311.07万元，自行调剂其他项目资金62.65万元用于9个与项目无关的会议支出。

　　……

　　类似这种自行改变项目支出内容，将项目支出预算用于基本支出的违规现象在58个中央部门和下属单位的预算执行中比比皆是，手段五花八门，充斥于10多万字的2012年中央部门审计报告中。

　　2012年9月，科技部将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两个会议日程由四天合并压缩为一天，安排与会人员参观有关风景区，并在会议费中承担食宿费用18.24万元。

　　在邓淑莲看来，这是一个典型在项目支出中“做手脚”的例子，“科技部在编制预算时，把开这两个会的支出列为项目支出，按照4天的日程计算食宿费用，实际执行预算时没有按照4天，结余的资金就被用在这个项目之外的支出了。”

　　王雍君和邓淑莲都认为，目前我国预算管理中，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界限不清晰，缺少明晰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实践中容易出问题。

　　曾经有学者研究了近几年的中央部门审计报告，将中央部门在预算执行中的违规做法概括为4种：一是预算支出“头戴三尺帽”，也就是申请到的资金远远超出当年实际支出需要，造成预算资金闲置；二是扩大范围支出，其中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将项目资金扩大范围列支工资性支出、发放津贴补贴或者建设办公楼等没有获得预算支出资金的方面；三是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和报账；四是从收入环节，违规为本部门牟利，其中常用的手法是动用下属单位上缴款、行政事业性收费、出租房产收入，以及用各种名义收取赞助费、评审费等。

　　有评论说，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已经陷入了“屡审屡犯 屡查不改”的怪圈，曾被公众寄予厚望的“审计风暴”，已经有些“审丑疲劳”。

　　王雍君认为，审计后的问责很重要，针对中央部门每年预算执行中的违规现象，审计署要求被审计的部门单位“纠错、归位、整改”，然而，这样的劝告无法形成硬约束。不建立刚性的预算绩效评估约束机制，不将预算执行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人员，不进行问责惩戒，审计就没有发挥作用，应把握《预算法》修订时机，实现让预算管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