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外的“真空”

　　“在我国，受制于传统观念和计生政策，这一群体一直在主流视线之外。”杨菊华认为。

　　杨菊华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在她看来，目前青少年普遍早熟，而青年选择婚姻的年限却一再延后，这意味着从成熟之后到进入婚姻之前，有一段超过10年的真空期。

　　“我国的生育关怀、服务，大多是针对婚后女性开展的。这样一来，这10多年的真空期伴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开放，未婚妈妈的产生和扩大成为必然。”杨菊华介绍，在西方社会，女性有选择未婚生育的权利，她们当中特别困难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是时候好好审视这个群体了。女性生育权既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附庸，也不应该被滥用引发生而不养等社会问题。”杨菊华说，不管是政策制定还是学术领域，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目前都不多。

　　有专家建议，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不要冲动，要多为孩子想想。现实的困境是：仅靠妈妈一人的经济支撑，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对孩子未来健全人格的形成亦有风险，孩子将来与社会的融合度，也得不到保障。

　　人群中有多少乔敏和于军？如何认定未婚生育行为？从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角度，如何保障这个群体特困者的利益？

　　上述问题，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国家卫计委等多个部门，截至发稿，未得到上述部门回应。

　　多个部门相关人士回复称，受制于统计手段和传统观念，关于未婚生育的数目，目前并无权威统计。

　　该人士称，从孩子的成长教育及社会的接纳程度，未婚生育不应提倡。但法律上同时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道德评价不应该僭越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社会应对这一群体正视和宽容。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正视未婚生育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做好重点群体的教育、引导、帮扶工作。

　　在北京地区，某区计生委人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官方目前并没有专门对这一群体的统计，只是笼统地将她们算为超生人员。就该区而言，未婚妈妈占到总超生人口的5%到8%，每年有10到20个人的规模。

　　这其中并不包括乔敏这样的流动人口。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部分未婚母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