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即将被关闭的消息，令“远东第一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受到空前关注。这座有着百年历史至今仍在使用的监狱，曾关押过许多赫赫有名的囚犯。百年历史，百年沧桑，当初地处边缘地区的提篮桥如今变成了上海的市中心。据传在闹市区占据了宝贵的土地，正是提篮桥监狱被关闭的要因。但此消息至今未经确认。提篮桥监狱的未来，是关闭？保护？抑或功能转换？答案尚不得而知。

　　7月11日，38摄氏度高温的上海。上海提篮桥监狱对面居民楼门口的鞋匠一边修鞋一边催促着前来问路的记者：“往右走几十米就是监狱的大门，快去照几张相，这可是文物呢。”说完他还不忘提醒，监狱左边的犹太纪念馆也应该去看看。

　　7月8日，援引新华社新媒体消息，据外媒报道，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个监狱将被关闭”。

　　即将被关闭的消息传出后，这所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采访期间，记者看到有些人来到这里拍照，还有上海本地的电视台也赶来拍摄。而在今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上，“提篮桥监狱早期建筑”为全国1943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

　　关闭与保护以及它的功能转换，让这个位于上海繁华地带、有着一扇呈“八”字形大门的提篮桥监狱扭结在它百多年的历史和当下黄金般的地段上。

　　左手繁华 右手肃静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地区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购物八仙桥，枪毙提篮桥”，其中的“提篮桥”说的就是如今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147号的提篮桥监狱。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ADR与仲裁研究院副院长瞿琨小时候就在虹口区读书。那时候提篮桥是上海市的边缘地区，现在已经属于北外滩的繁华地了。

　　与相差仅仅几公里、人潮涌动的外滩和隔岸的金融中心陆家嘴相比，虹口区这个叫做北外滩的地方，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唯有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塔标示着它地处市中心的身份。

　　就连上海市虹口区的政协委员也多次抱怨，是这座监狱阻碍了这里的发展。

　　提篮桥监狱与犹太难民曾经居住过的欧式建筑、舟山路菜场、昆明路和保定路的民居为邻，多年来少有变化。顺着舟山路进入一条五六米宽的小巷子，一大片瓦片顶、木窗棱的老房子透露出掩不住的破败，透过窄窄的木门，临时搭在过道里的厨房也大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杂乱的街道上，小餐馆、杂货铺、菜摊和各色店铺让这条小街又多了几分嘈杂。与监狱周围肃穆、安静的环境格格不入。餐厅晚上摆排档的桌椅随意地堆在监狱的高墙下，而炒菜的味道充满整个街道，直传到一墙之隔的监狱里。

　　监狱周围的居民多是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左手繁华、右手肃静的生活，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出这座老监狱的来龙去脉。“这个啊，有100多年了，当时英国人造的。”这是每个人的常规开头。

　　在《提篮桥监狱》的作者、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家俊看来，提篮桥不仅是一座监狱，也是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地，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作为一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监狱，提篮桥监狱曾囚禁过不少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一生曾7次被通缉、3次入狱的章太炎；谦称“马前卒”、写下《革命军》的邹容；中共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杨匏安；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江上青；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先后有数百名日本战犯关押在狱中，其中还包括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甚至还有20多名德国纳粹战犯。

　　解放前夕，监狱的地下党也曾成功保护了关押在狱中的50多名革命人士。

　　提篮桥监狱周边地区曾是解放前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最繁华地段，舟山路等地是当年上海人接纳“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主要地区，被犹太人称为“诺亚方舟”。这些历史遗迹成为上海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区域也成为上海一张含金量很高的“文化名片”。2008年，该地区被列为上海首批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

　　多年前这里也曾因为纺织厂、丝绸厂等产业的聚集而繁华一时，然而随着这些行业的没落和搬出，这一地区也日渐萧条。

　　在虹口区文化单位负责人看来，由于受到提篮桥监狱的特殊功能限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直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挖掘，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也难以充分体现。

　　50多岁的支佩琴现在住在监狱对门的犹太人住过的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原本两层的房子被加盖成了四层。而每三四户人家公用的厕所就在楼梯的拐角处。狭长的过道里，摆满了住户的杂物，稍不注意就会伤了谁家的家当。

　　支佩琴说，这片老地方年轻人都不怎么愿意住。“这里的房子现在每平方米也有三四万元，以后如果拆迁重建可能每平米有10万元。”她这么期盼着。

　　百年前招标建造而成

　　110年前，建造提篮桥监狱时，上海公共租界使用了如今建造房屋最常规的方式——招标。

　　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开向各营造厂和建筑承包商招标，最后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中标，最初仿照美国监狱样式建造，全部由青砖和打磨过的宁波石块修建。后来又经过扩建和改建，形成了英国式的硬木地板、钢筋水泥地坪和钢骨水泥门梁，使得这座监狱保存完好，从监狱的外墙望进去，丝毫没有破败的迹象。

　　而为了保障内部设施，建设者“术业有专攻”，水龙头、管道等分开承包，每个步骤都由更专业的人负责。“比如监房的铁门是上海制造的，门锁和钥匙由英国伦敦 哈脱公司制造供应，直到现在，各种英国制造的锁具和钥匙仍在使用。”徐家俊介绍说。

　　“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它有三道锁舌，钥匙有15厘米长。”徐家俊一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一边在纸上画出了钥匙的形状。

　　出租车上，健谈的司机神秘地对记者说，里面的囚犯从来没有逃出来过。听了这一传闻，徐家俊笑着说：“解放前，也有极个别人逃出来的。”而有这一说法也是因为监狱囚室独特的设计方式。

　　不同于多数监狱两边牢房中间走廊的结构，提篮桥监狱成回字形，中间是“背对背”、“肩靠肩”排列的牢房，四周全是走廊。徐家俊在画着囚室结构的纸上，用笔模拟犯人可能的逃跑路线：“你看，挖地道、挖壁洞行不通嘛，不像有些监狱一面是门，一面是窗户，这个三面墙外面还是牢房，能上哪里去。”

　　此外，监狱在走廊中间的地坪上还另建了一排铁丝网，形成内、外两道走廊，看守在外走廊巡查可以同时看到上层、本层、下层三个楼层犯人的动向。

　　监狱内的平时管理也十分严苛，租界时期的提篮桥监狱，其上层管理人员主要是英国人，看守是印度人，俗称“红头阿三”。

　　住在提篮桥监狱西边的一位老人指着自己的房子说，这是“红头阿三”住过的地方，房子的墙壁有二三十厘米厚。这位说着纯正上海话的老人怕记者听不懂，手还在头上比划了一番，因为这些印度巡捕的头上都盘扎着宽厚的红布头。

　　1930年，由于印度看守不满上级提拔的人选而举行了罢工，强硬派的英国管理层，对罢工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开始调用中国人担任看守。

　　那时候，看守长住宅有一间饭厅、两间卧室，还有浴室、厨房、佣人住房等，但监区内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监区里没有凳子，看守必须一直站着保持警戒状态；两道外走廊中间的墙上还装有一台仪器，俗称“更表”，看守每巡查一圈，须用钥匙在“更表”内开动一下，监狱总值班室有仪器作自动记录，可考核看守是否按时巡查。

　　“那时候就非常先进了。”徐家俊忍不住强调，“而且有两栋楼里已经装上了电梯。”

　　1943年8月起，提篮桥监狱由中国人担任典狱长。抗战胜利后，对看守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添置了凳子。但是为了防止看守偷懒，就设计了一种三脚凳。这种凳子凳面狭小、分量轻、重心不稳，坐久了容易倾倒。所以，看守们戏称这种凳子叫“稍息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