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我已澄清不是美国人和台湾特务有人还在造谣--时政--海外网

李开复：我已澄清不是美国人和台湾特务有人还在造谣

2013年09月10日12:58|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字号：

摘要：如果有关单位真愿意客观的运用技术和数据说话，这或许也是一个贡献，因为可以把真正的造谣者抓出来。很多人会把“站队”放在“实事求是”之前，我客观批评美国、斯诺登、台湾，也批评俄罗斯。

李开复(资料图)

“伤害李开复的也请处理一下”

　　人物周刊：最近打击网络“大谣”在主流媒体声势很大。秦火火等人因为造谣被抓，你怎么看这种处理？

　　李开复：我对中国法律不是那么了解，处分造谣是一个好事情。那么该（讨论）怎样程序正义地去处分造谣，有人认为造谣受害人可以去起诉，以此平衡造谣和言论自由。现在微博上确实有谣言的问题，需要整改，我觉得怎么去做在细节上是法律的程序正义问题。同时也要有数据和实施根据。

　　人物周刊：你发微博提出愿意参与技术工作，用大数据技术抓造谣，有些人说你从美分变成了五毛。

　　李开复：如果有关单位真愿意客观的运用技术和数据说话，这或许也是一个贡献，因为可以把真正的造谣者抓出来。很多人会把“站队”放在“实事求是”之前，我客观批评美国、斯诺登、台湾，也批评俄罗斯。做得好的，我也会陈述支持的观点。王小石写了一篇乱讲俄罗斯的文章，我站出来，我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他，也不是为了保卫俄罗斯，我只是说你的事实描述有很多错误。

　　人物周刊：也有人说你转了很多秦火火的微博，现在抓紧删微博了？

　　李开复：央视想拍什么镜头，那是它的权利。但一些人就立刻跳出来主观揣测说：“你看新闻都报了，李开复肯定跟秦火火有关！”这就是谣言了。我也受到伤害了，是不是应该去告这些的人呢？

　　造谣确实很恶劣，伤害了铁道部不好，伤害了红十字会不好，但伤害李开复的也请处理一下，好吗？我觉得应该对等。我非常支持反谣言，但是希望能够更客观。

　　今天我发了一个微博说到底谁是造谣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靠数学计算机方法来算出来。新浪微博有举报机制，举报认定谁造谣，可以把数据、证据列出来,证据罗列完了以后，我们看到底谁是造谣者。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薛蛮子被抓？

　　李开复：事件发生时，其实还不是很了解。但是胡锡进的微博（注：胡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自己要干净）发了以后，我对他提醒的内容和语气比较惊讶。

　　人物周刊：对中国政治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嗅出动向。你之前有没有捕捉到一些信息？

　　李开复：上次禁言后发现突然冒出很多人开始集中攻击我，包括一些有名的人士，还有一大堆无名无头像的账号，评论里总会有一批人反复骂，什么美国狗跑回美国去、死台巴子待在我们这儿干嘛。更过分的是还有人造谣说我恋童、泄密，又说我是美国间谍、国民党特务……扣了一堆帽子，这些让我觉得情况有点问题。五一时我专门发了长微博一一回应了这个谣言。但是他们还是在不断发。真是“辛苦”他们了。

　　人物周刊：你对这些担心过吗？

　　李开复：我实在想不出我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一贯做事比较温和谨慎，客观理性，我的技术背景决定了我对数据和事实的尊重。当时有人造谣说我转发了秦火火的造谣微博，我立刻请两家数据公司对我的微博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也没有搜到。按照两家公司不同方法技术所能达到的准确度，我应是99.9%没有转过。

　　人物周刊：那几天里，中央电视台等大媒体曝光薛蛮子嫖娼，声势前所未有，你觉得是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李开复：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理解。

　　过去一年，尤其是过去半年，确实能从这些事情里能够感受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在多次采访中说过，我是一个不跨线的人。我希望分享科技、投资，同时也希望谈谈经济、社会。

　　人物周刊：其实之前你已经被新浪禁言过一次。

　　李开复：上次禁言确实让我自己也有一些思考。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社交媒体的一次研究和探索，因为我们也是研究社交媒体的机构。每次探索都是一次回馈，比方说哪些线不能踩，必须要意识到后果。一般我的判断都比较准确，但也有不准确的时候。上次禁言就是判断不准确的时候（笑）。

　　我觉得地方新闻、台湾选举、美国选举可以谈谈，波士顿爆炸之类的事情也可以讲讲。我在试，想了解一下状态。因为我有兴趣，我是一个喜欢钻研事实的人。尤其这又属于社交媒体的范畴，也属于我们研究的领域。

　　人物周刊：知道被禁言就不发了，这是你的底线？

　　李开复：这是一个评估。假如我发一条微博被禁言，但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那我肯定会发。那条微博就是对某个事件做一个评估，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效果，什么事情都是一个Return of Investment（投资回报）。投资是我三天不能发声，回报是能救人一条性命，那我当然会发了。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七千个人的转发，这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人物周刊：你已经有了这么庞大的粉丝群，他们会要求你在公共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呼声或者要求对你有影响吗？

　　李开复：很少有影响。当不伤大雅没有什么后果，只要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做的东西符合我的价值观，那我当然会支持他们去做。但是如果有严重后果，不会因为这个我就去做。

　　人物周刊：一种观点认为这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信号，你怎么看？

　　李开复：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者，我相信社交媒体会带来良性发展。我也愿意通过一种理性温和的态度和立场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觉得微博未来的生命力，要看大家多大程度愿意以乐观的态度、以正向的思维去继续参与，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不好玩了，退了，最后微博就变成全部是八卦、段子的地方，社交媒体就没有价值了。现在我们需要一些乐观者，愿意继续分享有价值的知识、智慧的观点，它才有生命力。

　　“（过去）假装活在北京”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的微博只是为了做好生意？

　　李开复：生意来自哪里？微博传播的是我个人的品牌，也传播了中华文化的品牌，也传播了我们的投资理念、对技术的认知，还有一些产品和投资公司，对创新工场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大。

　　人物周刊：有员工担心你的发言给公司带来麻烦。

　　李开复：了解我的人，应该知道我是有分寸的，我就是希望做正确的、有价值的事情，然后至少不会因为我的言论，也不应该因为我的言论给公司带来损失。

　　人物周刊：这种分寸感是一种直觉经验吗？你如何确定你的边界？

　　李开复：看我过去发的微博就应该知道，真正极端的人会认为我只是小清新而已。作业本说我是无毒的植物，真的比较犀利的人其实是相对比较温和，甚至比较水嫩的。

　　人物周刊：之前有一个讨论，关于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还是要参与政治，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开复：这两个选择太过了一点，“在商言商”我理解它的定义。参与政治感觉像从政，那样可能太过了一点。如果要在这两个中做选择的话，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而且不可能每个人都选其中之一。

　　人物周刊：你选择的是什么？是属于中间的吗？

　　李开复：我愿意发表观点，但并不认为是参与政治。我有自己的分寸和判断，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另外可能要评估一下愿意直言的程度，有些人觉得冒风险，不要说，有些人想什么就直接说什么，有些人稍微多些建设性，强迫任何一个思维到所有人身上，都是不自然的。

　　人物周刊：你自己的选择呢？

　　李开复：你看我的微博就知道了。

　　人物周刊：你的微博反映了什么？

　　李开复：我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发出我认为可以帮助社会进步的声音，这是我愿意去做的，但是我不会强加说每一个企业家都要背负责任。

　　人物周刊：你不会去强加，那会有价值的倾向性吗？

　　李开复：倾向是什么意思？对于哪些题目？

　　人物周刊：比方说倾向于认为企业家应该讨论超出自己的商业领域话题。

　　李开复：我觉得“应该”这两个字就已经不对了。

　　人物周刊：那你更欣赏的是？

　　李开复：我还没有很深地跟那些发表不同言论的企业家沟通观点，但是基于接触到的有限信息，我很欣赏王石写的那篇文章，不是站队。那篇文章对我是有启发的，我认为是企业家应该阅读的很好的内容。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

　　李开复：一开始是微博打拐，我见过可怜的小孩跟我要钱，但集团操作是第一次知道。宜黄拆迁是我第一次听到拆迁，厦门PX是我第一次听到PX项目。没有社交媒体前前我也不太看这些，更多是在网站上浏览科技新闻、投资、业界、经济新闻、股市，还有国际大事。生活的圈子也都是外企，过国内半封闭的生活，读报也是关注商务、科技。和人来往也比较单纯，感恩节吃个火鸡，大家一块去度假。那种状态形容一下，就是：假装活在北京。

　　人物周刊：你的成长环境看起来比较单纯，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对这些环境一开始就适应么？

　　李开复：我觉得还挺适应的。我的职业生涯碰到多次类似政治运动的事情：第一次是我离开微软之后的事，那次我面临莫须有的罪名和扣帽子的作风。当人急了，为了胜诉、名声、利益，就会做一些事让你掉进陷阱，报纸、媒体上各种各样虚假的报道，说我拿了一两百万美元的酬劳。那一次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时感觉全世界都要毁灭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巨大的挫折。

　　人物周刊：你到中国这么多年，先在微软，然后谷歌、创新工场，再到微博，每一个阶段认识到的中国应该是不一样的。

　　李开复：每一次都是巨大的信息爆炸。在微软真的只是在做科研，到处受欢迎，因为产品都不错，我们就是把最新技术带来教中国年轻人，帮助他们写论文、做研究、出国、出名、读博士。比尔·盖茨又很喜欢，而且是全球大公司。

　　人物周刊：谷歌就不一样了，进入中国的时候，和政府存在很大的分歧，你开始频繁和政府打交道？你怎么找到平衡点？

　　李开复：我要一边学习，一边保护我的团队，让他们能够不断地打造出好产品，不被价值观的争执过分影响。我开始去理解中国政府的结构。在谷歌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常委。在微软的时候我只了解科技部、教育部，到了谷歌我才知道一大堆管理我们的部门，知道意识形态是怎么回事，谁是负责人，开始逐步了解意识形态。

　　人物周刊：在谷歌时期，你开始了解中国政治的运转？

　　李开复：对，那时候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知道不同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利益。

　　人物周刊：对你个人的社会评价上，有没有感受到有一些时代的变化？

　　李开复：只能说中国强大了，很多人自信了，对国外的盲目崇拜降低了，这是社会认知的理性改变。但是过去不理性的，甚至愤怒的、脏话这一类的，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一些帽子。但也就那几个帽子可以用，反复给别人扣什么“汉奸”、“美分”，还有“带路党”等等。

　　人物周刊：美国留学和工作的背景，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李开复：我认为整体是正面的。15年前的美国留学博士、微软副总裁，可能会被一些人崇拜。现在中国的企业确实强大起来了，15年前腾讯（的规模）只是微软的很小一部分，现在可能是微软的三分之一，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从创新工场开始，我的国外背景就不给我加分了。你甚至会质疑大部分活在外国的人能在中国创业吗？能在中国成功吗？从创新工场开始，我就已经不在乎所谓外国的光环，如果它重要的话应该对我有挺大的伤害。差不多在四年里，我已经习惯了不在乎。我的名片上面连博士都没有了。很多人都说博士头衔很重要，但我觉得不重要，我就是我。

　　人物周刊：你是否感觉到本土企业家有种草莽气息？

　　李开复：有，这种气息在有些例子就可以看到，你看周鸿祎、李彦宏，谁怕你外国公司来，你来我把你打跑。这些人有这样的自信。但是也不是每个都这样，王石、潘石屹，他们就没有，谦虚学习，觉得国外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管理、体制等等都是值得咱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