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于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最近几年，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起来的，但是被短期的业绩掩盖的各种矛盾也都暴露出来，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前面讲了粗放经济增长的弊端。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外汇改革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即出超)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用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农村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需要就业，其他资源的短缺程度还不是那样严重，粗放增长模式就还能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

　　21世纪之初，城市化的加速，各级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支配权，就出现了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进一步回归，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项目投入资源的办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用几万亿元的投资和海量的贷款打了一剂强心针，这种靠透支资源、寅吃卯粮支撑短期增长的办法也风光不再、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就把发展方式转型的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

　　用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上的重要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为什么“刻不容缓”？据我理解，是因为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法维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了。

　　第二，出口导向政策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能发挥短期的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本币汇率低估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拉动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它们靠大量投入土地等资源，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技术，和大量雇用低工资农民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经逐渐减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拉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

　　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