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成为

　　家庭教育沟通典范

　　就像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作品《约翰·克里斯托夫》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必读之书一样，傅雷与长子傅聪的书信结集而成的《傅雷家书》也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家庭教育沟通的一种典范。这不是普通的家书。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曾经把傅雷家书中的英法文通信翻译成中文的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当年曾经在傅雷身边亲聆教诲，她告诉早报记者，翻译是傅雷一生的最主要的工作。当时很少有人在社会上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书斋里，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翻译上。傅雷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上所耗费的精力最巨，他挑选了《人间喜剧》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意思的15本翻译了出来。其译作经过了半个世纪依然影响深远，名著一再重译都无法超越，“他在每一部翻译之前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求证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某个小说主人公破产了他就会去研究法国当时的法律问题；《幻灭》讲的是当时新闻界小报之间的内幕，他就会去研究当时的报纸；为了了解《高老头》的福盖公寓，他就在法国到处去研究。明白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翻译出来是有感觉的，把精神气都能翻译出来。”

　　“疾风迅雨楼”

　　夫妻双双自杀身亡

　　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搭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终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他们以如此刚烈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令人心碎。

　　傅敏说：“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

　　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傅雷夫妇的自杀，在那个年月被称为“自绝于人民”，不能收留骨灰。当时长子傅聪在国外，次子傅敏被送去劳改，保姆周菊娣领骨灰遭到拒绝。突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无论如何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她的诚恳打动了工作人员，但是，27岁的她还没有工作，无钱买骨灰盒。她想方设法找到了傅雷的内人兄弟朱人秀，在他的帮助下买了骨灰盒，装进一个大塑料袋里，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字——傅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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