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中国是国家反腐模式 西方大多是记者揭黑

　　分析过去这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时，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回到“体用之争”。在“用”的层面上，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改变世界，当然世界也改变中国；但在“体”的层面上，在文化、观念乃至制度的层面上，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世界也没有走向中国。

　　从“世界改变中国”说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扮演的是一个世界工厂的角色。世界为中国提供的这个市场，显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这一点来说，说“世界改变了中国”是没有疑问的。

　　但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来说，世界对中国的改变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缓慢、微弱，尤其是当这种改变体现在我们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时。在启蒙和现代化展开以后的西方，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社会在上面、国家在下面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是社会的“打工仔”。而反观中国，传统的国家在上面、社会在下面这种基本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而改变。

　　比如，中国最近反腐的力度非常大，十八大召开后有十余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这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事。不过，它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还是国家在上、社会在下。而再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反腐模式，大多是新闻记者揭黑，包括专门反腐的NGO介入，比如美国就有Against Government Waste这种专门反腐的NGO组织。如果你去看类似的这种网站，这种Watch dogs（守门人)式的NGO组织非常多。这种社会反腐的模式和中国的国家反腐模式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再看中国对世界的改变。这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是大量廉价日用品在全世界的流通。这对国外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国外制造的牛仔裤可能卖10美元或20美元一条，而中国制造的可能就5美元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中国改变了世界。

　　此外，我们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也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我在剑桥大学教过中国政治，谈到中国外交时，我发现这些外国学生以及我的同事们，最关心的不是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而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以及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从非洲买石油，从拉美买很多原材料，而对这些原材料、能源的需求和这种购买力造成的冲击，是他们非常担心的问题。

　　从“用”的层面、从经济的层面，中国的确改变了世界。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中国的崛起等于中国模式的崛起吗？最近，我看到一位大学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2023年全世界将出现两极格局，所谓的G20变为G2即美国和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将要崛起了，大家要准备好，咱们不当领袖也不行了，咱们实力到那个份儿上了。这听起来当然非常鼓舞人心，个民媒体上每天也是这样的论调，认为中国崛起了，西方人妒嫉我们，因此我们要宽容、大度要理解这一点。

　　中国在国际上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如果单从GDP算，的确可能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很难和我们比。而且，中国较之于其他国家的优势越来越大。但是，在硬实力之外，在软实力方面，我们真的能够塑造世界的未来吗？我们怎么衡量中国所谓的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力？一个比较直观的可能不太严谨的检测标准就是，当这个世界各个地方发生危机或者问题的时候，大家的眼睛是往哪看的？比如说巴、以发生冲突时，谁来解决问题，是美国还是中国？

　　你是否具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你是否能在软实力上征服世界，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缺少这样的软实力。在世界的危机或问题发生的时候，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大家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改变世界的能力和程度还不足。

　　所以，无论是世界对中国的改变，还是中国对世界的改变，在“体”的层面上都非常有限，这种改变更多地停留在器用层面上。

　　清华大学的史天健教授2010年年底去世前，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研究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在去世之前的几年，史老师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他试图论证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是所谓的民本主义的看法，而不是程序式的看法。这也是胡鞍钢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是“人民社会”的观念。但是，在史天健老师生前最后一篇文章里，他发现中国人对民主有程序性认识的，要多于对民主有民本性认识的。

　　怎么样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使世界真正走向中国，这是要年轻人去完成的任务。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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