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公务员工作3年辞职：没技术含量 初中生就可胜任【2】

“成就感低落”

刘茜所在的单位，由于分工极不明确，常驻单位的几乎只有她一个人，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中，她经常会半夜被抓起来救急。

写材料、打字这些简单的事情刘茜都能接受，工作不爱拖延的习惯则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部门60％的工作都堆在我头上，就因为我不习惯拖延，总想着赶紧干完就算了。”

刘茜经常遇到来单位办证找不到人的百姓，“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每次我都得跟他们说他们要找的人开会去了，或者学习去了。”其实那些同事都回家了，或者办自己的事情去了。刘茜看不惯这种做法，只要能帮忙的她都尽量把事情办了，这让她的工作越来越多。

两年后，刘茜才明白，单位的活儿没有干完的时候。她不得不学习其他同事，工作也开始变得爱拖延起来。

如果不是压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太多，这样的生活确实挺好。“但前提是特别适合50岁的我，可是我才20多岁。”刘茜认为她不该过这样的日子。她辞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其实在工作的第一年，刘茜就想逃离。

刘茜决定辞职，跟她的男朋友在北京、两人两地分隔也有一定关系。“因为我总是隔一两个月就能感受一次大都市的冲击，对比太强烈。”她说，自己每次从北京回来，就有跟世界脱轨的感觉。她认为待在那个小地方，很多东西都接触不到。

工作3年后，刘茜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继续浪费时间和青春了。工作倦怠也成了困扰她的重要原因。2011年底，她终于选择了辞职。

刘茜自认为辞职后感觉挺好，“倒真有点后悔辞职太晚了。”她认为自己最好的年华都浪费在了之前的工作上，非常不值。尤其是那份工作不仅不能给她带来学习的动力，也无法提供明晰上升的空间，特别是对她这样毫无背景的农村孩子来说。这是刘茜说服家人自己辞职的理由。

《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显示，79．89％的基层公务员或多或少存在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而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的基层公务员比例为6．40％。

上述报告称，从工作倦怠的具体表现来看，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因素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人数比例方面，“成就感低落”因素的检出率最高。

或现公务员下岗潮

跟刘茜相比，张新新的工作似乎更多、更累。并且，后者现在已经享受不到刘茜那种“吃饭不花钱、娱乐没地去”的生活了。

张新新在甘肃省一个县级政府部门的接待大厅窗口上班。由于生活压力，他也有辞职的想法。

尽管大家都在讨论不断出台的关于公务员的各种禁令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福利，但张新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些禁令并未给他的收入带来任何不利影响—基层公务员原本福利就不多，取消后和取消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原本以为公务员是高收入群体，加入公务员队伍后起码可以负担得起买车和购房的需求，但真正梦想成真后，张新新才发现，自己每月扣除各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后，实际收入不到2500元。

张新新经常跟同事们讨论他们的工资距离国家颁布的全国城镇人均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他也不断抱怨说除了工资其余的什么都在涨。

公务员不好当，尤其是基层公务员。张新新也时常跟同事们讨论基层公务员为什么不好当的问题。

以张新新本人的情况为例：在窗口工作要经常加班，如果态度稍有不好就可能会被投诉或直接被批评，“即便态度好，有时也要被质疑”。这是张新新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单位的要求，工作人员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张新新因此经常自责给家庭的付出和关心太少。

工作近6年，张新新至今未曾调换过岗位。他一直在为提升发愁，“即便有机会提升，也很渺茫。”而如果自己当初不考公务员，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新新认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当地所有行业里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体系、劳动与所得多数情况下不成正比，张新新觉得这无法很好地体现出他的个人价值。

如果未来自己的待遇仍然无法得到提升、收入仍处于社会偏低水平，张新新表示肯定会辞职。张新新的一些同事也与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但另一个困惑在于：不做公务员了，又能做什么呢？张新新并不知道自己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工作。

北京理工大学政府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公务员的工作累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应酬”太多，高工资高福利的前提是形成清廉政治、廉洁政府。

胡星斗表示，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与之相匹配。而目前中国无疑是过于庞大之政府，必然要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所以未来必定会出现公务人员下岗潮。

在胡星斗看来，不断有公务员辞职是一件好事，这样就能够增加社会的人才，也可以帮政府机关“消肿”，裁减冗员、裁减机构，使政府更精简，更富有活力。（何光伟）

（文中刘茜、张新新使用化名）

原标题：基层公务员的梦与惑

(责编：刘凌、王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