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女子在外打工不回家过年 留守儿子听说后自尽【5】

　　白岩松：

　　如果父母为了孩子出门去打工，打了好多年，最后父母跟自己孩子见面的时候，彼此都不认识了，我们现代化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课题。其实贵阳他们所做的事情，当然很好了，让不能够回家的父母，接他们的孩子到北京来过年，但是你要知道，这需要财力，而且只能是小批量，具有某种示范意义，不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另外城市当中，北京是否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父母不是单独地住宿舍，而是能有一个家，大家能够住在一起，等等等等，还需要很大的财力支持，所以很复杂。马上还是连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副会长，陆会长您好，您怎么看待贵阳这样一种做法，觉得社会能帮一些什么忙？

　　陆市桢：

　　我觉得贵阳这个做法具有很好的示范性，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问题，还不属于完整的社会保障，国家资金投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属于综合社会服务的这样一个范畴，不是完全有钱就能解决的，需要一系列，包括代理、联络，综合的服务，所以社会服务全世界都是这样，政府要投入，同时要整合社会资源。我觉得贵阳这个政府，当然我们也很难说永远就有后续资金能够保障，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示范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各种基金会，各种社会组织，包括企业，能不能比如说大企业我们那些打工的这些人，比如说每年选一些优秀的打工人，因为工作不能回去，把孩子，企业出钱也是可以的，企业相关的服务部门来做这样一个项目，从综合性社会服务这个角度来讲，社会和国家都有责任逐渐建立起一种机制，能够尽可能让更多孩子，除了获得物质收获之外，物质保障之外，能获得社会性的服务保障。

　　白岩松：

　　其实就是说，把父母跟孩子能在一起过年，当成是一个包括政府在内，但是更是一个整个社会综合的一个公益体系。另外陆会长，有一个简单问题，因为时间的原因，现在我们法律上已经规定，当儿女要常回家看看父母，带有某种强制性，虽然很难，是否也需要法律上规定，未成年孩子的父母应该跟他一起过年，或者每年有一段时间要陪伴孩子在身边？

　　陆市桢：

　　这个法律上的监护权里规定，没有细致的规定，但是从全世界来讲，监护权本身，就包括精神上，既包括物质上，也包括精神上的关爱，这是大法应该都有规定的。

　　白岩松：

　　但是现在我们都把它理解成，只要在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这儿也算。

　　陆市桢：

　　但是父母是第一监护人，这是法律的规定。

　　白岩松：

　　好，接下来让我们更好地把这样一个大法完善，这样一听好像有点不靠谱，是啊，法律都已经规定了，儿女应该常回来看看父母，但是面对6100万这样一个让我们愧疚的庞大的数字，法律以及整个社会，是不是该思考，我们还的确应该多做一些什么，否则我们就假装看不见，看着这6100万的儿童，一直在留守中，情感缺失，我们都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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