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芦苇：王全安呈现的《白鹿原》“不及格”

就在宋丹丹与编剧之间因“演员能否改剧本台词”论战正酣时，著名编剧芦苇自曝也有过类似经历。昨天，他将被王全安彻彻底底“枪毙”的《白鹿原》电影剧本，首次发表在他的新书《白鹿原：芦苇电影剧本》中。他说，“这个剧本生不逢时，对它有强烈感应的人不多。我给后代留一个遗言，我死了以后，这个电影剧本要能投拍并公映，请把海报在我的骨灰盒前面烧一张。”

现场声音

编剧和导演是永恒的矛盾

芦苇说自己看完《白鹿原》原著的感觉是“精神为之一振”。他说自己终于看到一部小说描写中国农民、乡土与时代的真实关系。芦苇少年时代曾经在陕西农村上山下乡3年，他说自己虽然生在城市，但是与生俱来就有乡土情结。

“当时陈忠实只说不懂电影，（改编）全交给我了。”《白鹿原》的小说四十多万字，芦苇的电影剧本最终定稿六万多字。芦苇的七稿每一稿都改动不小，其中不乏一次次的提纯精炼。“电影人物不出场则罢，一出场必有好戏看。小说比较自由，可以有很多闲散之笔，可是电影不可以。”芦苇说，“我一遍遍把那些平庸或常见的戏拿掉，使每一场都具有戏剧性。”

芦苇好友，同时也是电视剧版《白鹿原》的编剧张光荣说自己在数年前就看过芦苇改编的《白鹿原》第五稿，当时芦苇觉得不满意，于是又写了两稿，才成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版本。而张光荣比较自己看过的第五稿和现在的第七稿，发现其中有明显的变化，其中的视觉、声音、贯穿故事的道具、人物的戏剧性的层层递进，完全是按照芦苇自己心目中的史诗格局来写的。可惜这部历时五年，七易其稿的作品，最后还是没被搬上大银幕。芦苇说自己的这个剧本是写给跟时代能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看的。看到王全安导演最终确定的剧本，并没有采用自己的创作，“当时编剧那里也让我署名了，署在第二个，我拒绝了。”芦苇说。

对王全安最后呈现的《白鹿原》，芦苇直言不及格。芦苇现场感叹，中国的编剧和导演之间的沟通不够。“（王全安）根本不屑于跟你探讨，国产电影质量不高，跟中国人不善于合作大有关系，交流环节掉了链子。”芦苇说，“我写剧本的时候，完全是独立写完的，但应该有密切的配合，起码要有沟通。当初《霸王别姬》合作得就很顺畅，但《白鹿原》是各自为战，老死不相往来。”

张光荣说比较王全安电影《白鹿原》和芦苇的剧本会看到巨大的差距。电影人物关系所呈现的史诗格局小了，表现出来的是田小娥和几个男人的情欲关系，而芦苇剧本中表达出来的两代人间的矛盾，在这种两代人的矛盾中带来的个人生命中撕心裂肺的剧痛。“王全安的电影丧失了真实感，而脱离了真实感，什么都谈不上了。”张光荣说。

“中国这个民族是个缺乏合作精神的民族，编剧老和导演搞不到一块。这种编剧和导演的矛盾是永恒的矛盾，就在国外也是一样，只是没有中国的严重而已。”芦苇随后也解释道，“我觉得编剧这个职业虽然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甚至是一个被忽略的职业。但是反过来说，编剧也不可以自恋，编剧过分自恋，过分自我，过分沉迷自己的天地之中也不好。”

面对争议，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芦苇却十分谨慎，并不偏袒编剧一方。“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具体讨论，比如说哪部戏编剧高于导演，比如说哪部戏导演高于编剧，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泛泛而谈我们永远谈不清楚。”芦苇说，“我倒是希望，我们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寻找自己的缺点，这大概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延伸阅读

遗憾张艺谋没拿到《白鹿原》版权

芦苇说自己写《白鹿原》剧本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我自觉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驾驭这个题材了。我的生活积淀已经有了。我当过农民，这个经历帮助了我，对乡土生活的熟悉使我充满自信，对乡土生活一往情深欲罢不能。”芦苇说，《白鹿原》对于自己是个充满挑战性的诱惑，而自己回应了这个挑战。横跨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纷繁复杂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把这一切要压缩到一个半小时或三个小时的胶片中，改编难度非常之大。

芦苇说，其实自己最早是希望张艺谋能够拍《白鹿原》的，他认为，在中国，能够驾驭这部电影的导演并不多。“我曾经认为吴天明是合适的导演，在他血气方刚的时候拍这个，一定是不错的电影。”芦苇说，自己的这个剧本曾经给过张艺谋，张艺谋也表示很大的兴趣，“非常可惜的是最后版权没在他手里，因为他在2008年接了一个任务，要当奥运会总导演，所以他把《白鹿原》的计划往后推了”。芦苇解释，等到2009年张艺谋有空了，《白鹿原》的版权落到了王全安手里了。“张艺谋和《白鹿原》失之交臂了。如果是张艺谋拍的话，我觉得结果是另外一个结果。”

而对自己早年合作过的张艺谋，芦苇则中肯地说：“人是一个会变化的动物，当然他也是会有变化的。但是我听说，他最新拍的一部片子拍得非常好。”芦苇看来，导演和运动员一样，是一个状态的产物，状态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非常一般的导演，甚至是一个很差的，这个很难说，这个和人的生活境遇是一样的。

与张艺谋、陈凯歌等诸多名导演有过成功合作的芦苇，在评价这些导演后期的一些作品时，毫不留情地直言批评，导演陆川曾感叹称芦苇“是不想混了吧”。而芦苇则告诉记者，自己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担心。“这些个导演原本我就都不认识。我和他们认识，只是因为电影，我们纯粹是因为电影结缘而来，缘尽而去，非常简单。”芦苇说。

幕后花絮

小时候被毛主席摸过头是真的吗

西安籍导演仝晓峰透露，不少电影圈内的人打趣芦苇“比毛主席更早进中南海”。仝晓峰说：“他在娘胎里就进了中南海。芦苇的父亲是和林伯渠同志一起工作的，当时他们给毛主席打前站，先进的中南海，芦苇的母亲在中南海的医务所做护士，所以他是生在中南海。”而芦苇也笑着证实：“每天早上妈妈送我去幼儿园，有一天主席刚好从他的院子里出来，碰见我们了，那天他很高兴，就摸了我的头，夸了句‘这个娃娃很漂亮’。”

芦苇18岁下乡、22岁当工人，可是干了一个月便不干了。芦苇称自己对工厂不能看小说闲书的要求“忍无可忍”，于是毅然决然辞职，因为迁出农村的户口无法落回，在家里做了四年的“黑户”。1965年，已经25岁的芦苇因偶然的机缘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才有了正式工作，也开始学习电影。

截止到1987年芦苇修改第一个剧本《最后的疯狂》，芦苇已经学习了12年电影。当时的他还是个美工，当周晓文导演拿着剧本给他看的时候，芦苇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个剧本就是个三流剧本，烂透了。于是周晓文导演让芦苇改写，并且最终采用了芦苇的剧本。这部电影上映后十分火爆，成为1988年的票房冠军，并且获得了当年金鸡奖特别奖。

“我自报家底，我初二就下乡了，我真正的文化水平是初中肄业。”被称为“第一编剧”的芦苇说自己完全不是科班出身，当编剧全凭误打误撞，电影创作技巧都是自学的。对于曾经坐过监狱的往事，芦苇并不避讳，1983年“严打”时，芦苇因为跳贴面舞犯了“流氓罪”被关进监狱，同样坐过监狱的还有西安另两个著名编剧孙毅安和张光荣。

芦苇说自己的成功要感谢一个人，就是一路支持他的导演吴天明。吴天明当时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当时文宣部主任对我当了编剧很不忿，就到吴厂长那儿告我的黑状，说这家伙是一个工人，他怎么可以当编剧呢？后来吴厂长回答得很巧妙，说，芦苇我管不了，芦苇是黑道上的。就把他噎回去了。”本报记者 陈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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