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慰安妇”之子：要找到当年那个日本爹 他不是人【3】

　　“站出来”

　　父亲罗讵贤1986年去世后，葬在离家大约1公里的稻田边，群山环绕。罗善学上坟时，总是蹲在坟上，一言不发，拼命拔草。

　　此时，韦绍兰和她的子女们已经过起了贫穷但平静的生活—

　　罗善学上了三年学后，就开始放牛、放鸭子，直到现在，他每天的任务还是给人家放牛。娶不到媳妇，就只好陪母亲在老房子里住着。韦绍兰从山上采枇杷叶换钱，在当地，晒干了的枇杷叶1斤能卖5毛钱。她家还有4只老母鸡，一星期最多产20个蛋。尽管年事已高，但她身子骨硬朗，走起路来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其余三个孩子或下岗，或在县城打工。

　　2007年，这样的生活被突然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站出来”了。

　　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故事。

　　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找寻着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助阵苏智良长期研究，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

　　日本华侨林伯耀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之前的一个大会上，很多国家的受害妇女都来了。中国大陆这么大，那么多受害妇女，没有一个人出面不好。我们就开始到处找。到现在20多年了，真正站出来的不到50人，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名了。光台湾那么小的地方，都有200多人了。中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她们这些遭遇会被视作耻辱。有些受害妇女告诉我们，她们被日军强奸，心理上受到很大伤害，之后又受到家人和周围人的精神暴力。相比之下，后者带来的伤害甚至更深。”

　　《桂林晚报》通讯员孟绍淦找到韦绍兰和罗善学时，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几乎要随着时间消散了—村里的老人逐个故去，年轻人们忙着打工、赚钱，谁还顾得上60多年前的那次扫荡？

　　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

　　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成了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

　　尘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打开。一次有学者来访，韦绍兰讲完所有故事后，带罗善学给丈夫上坟。她骑坐在丈夫坟头，哭唱了半个多小时，里面夹杂着“日本鬼”“日本兵”等词。武文斌解释，“简单讲，她就是告诉她丈夫，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罗讵贤的墓碑上，有罗善学和其他几个子女的名字，但唯独少了韦绍兰。

　　而儿子罗善学却在“站出来”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他这些年去南京，又去日本，见世面多了，口才也好了。”和罗善学相熟的人在旁打趣。

　　而此时，在村民们口口相传中，“阿奶(韦绍兰)牧师享福了”。有人甚至传出，“据说还拿到了几十万赔偿”。

　　“我们农村管这叫眼热、眼红，”武文斌不忿，“以前电视台过来拍照什么的，村里人还愿意配合。这些配合了的人回家就被家里的后生骂，‘你帮她说话，她给你多少好处费啊’，后来再没人愿意说了。

　　“老太太这些年其实没像他们说的那样，拿到什么赔偿。”摄影师张国通透露。这之前，张国通花了二十多年时间跟拍劳工和“慰安妇”，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慰安妇’的诉讼太难做了。这和劳工诉讼不一样，那个原告和被告很清晰，被告是日本企业。但‘慰安妇’这个，由于没有具体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每次都说，你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到现在，时效期已过。”

　　尽管如此，种种有关利益的传言还是像凌晨的雾气一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

　　2014年5月31日，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村的消息传到小儿子罗善平耳朵里。午后，他打摩的从县城跑回村，把摄制组的人堵在了屋里。在亲戚们口中，这是韦绍兰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给了我母亲什么东西？56岁的罗善平体格魁梧。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了五年兵。退伍后，在荔浦县一家罐头厂工作。厂子倒闭，他一直靠低保生活。母亲和大哥“站出来”后，村里人的传言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总怀疑别人送里的钱物被大哥罗善学和姐夫武文斌或骗或偷了去。

　　“之前我们兄弟关系还挺好的，”罗善平攥着拳头，“现在我一回来，那个‘日本仔’就要找我打架。”更让他不放心的是脑瓜活泛的武文斌。姐姐罗善英2008年去世后，武又娶了个老婆，住在县城。如今他退了休，爱跳广场舞。由于有些文化，又会说普通话，每次有民间团体或记者来访时，武文斌总会热心地负责外联，充当翻译。他小心地把之前刊登韦绍兰故事的报纸留存下来，连同四张光盘、一些去日本时的资料一起，放在文件夹里。等到再有人需要时，顺便从中索取点儿劳务费和资料费。

　　罗善平闯进家门时，‘日本仔’罗善学一言不发。武文斌则躲进一侧的房间，不敢露头。

　　韦绍兰午觉过后出来时，小儿子已经安静下来。他端坐在长凳上，举止大方，彬彬有礼。

　　“你们以后再来要和我联系，我难道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罗善平语气平和。一直坐到天色已晚，他才搭摄制组的车回到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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