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流星毛远新一手策划“交白卷”反潮流事件【6】

　　1975年9月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在这种情况下，深得毛泽东宠爱的毛远新被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对此欣喜若狂，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了一个耳目。这耳目应当担负双重任务：一是能够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二是能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达到他们的耳中。毛远新是最理想的人选。“联络员”承上启下，上报下达，虽然从职称上来讲并不是封疆大吏，也非中央要员，但他却是能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江青拼命拉他。毛远新在这个“要位”上干了一系列坏事，许多都是在江青指使下做的，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进行的全面整顿使“四人帮”恨之入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他们利用毛远新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情况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丰泽园内，毛泽东躺着，身旁一个穿军装的便是毛远新。“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已82岁高龄，再也无法视察大江南北，只靠“联络员”。毛远新看看手中的笔记本，很严肃地说：“我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从毛远新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

　　讲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虚弱的老人，老人眉头紧蹙，双目注视毛远新，看不出什么表情。毛远新咽了一口水，接着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搞不搞？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他把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

　　毛泽东面露愠色，不再说话。毛远新心里一阵闷喜，他知道，他已经打动了毛泽东。

　　几天后，还在同一房间内，同样的人物，毛远新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说：“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有七个还是好的，现在他们这样骂迟群，您看……”

　　“小平转来的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我已看了。你说得对，邓小平偏袒刘冰。”缓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又停了一会儿，毛远新则奋笔疾书记录着最高指示。“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对，对。”毛远新边记边附和着。

　　随后的一个月内，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竭力否定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的汇报当然是挑拨性的，但却并非尽是谎言。根本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及根据自己的观察判断，感到邓小平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

　　1976年清明节前的北京，杨柳吐绿、桃花绽红，但首都并没有春天。1月8日总理逝世的哀乐还响在耳畔，人们脸上的泪水还没有擦干，“四人帮”为篡党夺权，便急不可待地向党、人民和周恩来总理发动了进攻。

　　1月，人民在悲痛；2月，人民已睁开哭肿的双眼；3月，人民已经怒吼；4月，人民要起来开展一场决死的战斗！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总理的人群。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4月3日，天气阴沉，细雨迷漫。无数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从四面八方涌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在传抄吟诵着悼念总理，斥骂“四人帮”的诗词。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抗议“四人帮”的诗词，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最高潮，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痛斥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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