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下）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油画《第一次政协会议》

　　编者按：9月5日，本报刊发了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的《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上）。今天我们发表该文的下篇，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以飨读者。

　　五、“选”与“举”： 中美选举制度差异

　　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有同有异。

　　理论上，美国许多非法移民还没有公民权，他们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奴隶。中国一些学者盲目炒作西方政治学中的“公民”概念，是因为未能理解西方的“国民”和“公民”概念史。在西方，所以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始终存在一个隐蔽的“殖民地”地带，也即不是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例如美欧的海外领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这个问题要是摆在国籍法的历史下看就会很清楚。英美的国籍法长期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只有公民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所以频繁存在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而新中国的国籍实践和《国籍法》，国民和公民的概念是互用的，根本不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国家是人民的，人民怎么还会分三六九等呢？怎么还有过去英国国籍法说的臣民呢？所以，中国民主政治的土壤与美英不一样。

　　由此观之，就选举而言，美国民主政治还没有在其所有国民中做到一人一票，不断存在扩容的压力，因为一些人只是国民而不是公民。这与西方的政治史有关，西方政治史中始终存在一个内外关系紧张，其政治史经常假设只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拥有政治权利。

　　同时，看美国的选举制度，要将选和举分开看。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海选，或者媒体刻意为大家展示的热闹的海选，但“海选”只是表面，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

　　美国是个重精英的差序社会，美国也重视笼络和收买人才，这点必须要承认。美国的选举给人感觉是全民持股，每个人都有投票权，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一个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没有能力左右董事会的。相反，分散的小股民却极容易被操纵。

　　选举关键在“举”，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少数人操纵的，真正到后面全国性大选的时候，选民只能在两个中选一个了。美国投票率下降，体现了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恶和疲劳。

　　此外，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不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根本沾不上边，而是直接举出来的，如关键的政务官、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的。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和外人常以为美国政治系统很开放，其实那是表面，美国政治系统其实也有很封闭的一面，核心职位不对圈外人开放，常常是落后的家族制与世袭制。

　　中美两国的选举制度都有竞争性的特点。中国人理解的选举，是不论出身，将出类拔萃者层层选拔出来，担任合适的岗位，个中强调的是“竞德竞能”，“德”是为人民服务，“能”是有胜任岗位的能力；美国的选举强调“竞钱竞德竞能”，钱不用说了，“德”是符合大资本家的统治，所以美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培养的学生格外重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中国选举制度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选拔。中国官员任职有年龄限制，美国官员任职没有年龄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驻华大使鲍卡斯，我一看他年龄，按照中国选举的开放标准，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做大使了。年龄限制是个硬杠杠，保持了人才体系的活力和开放性，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的选举制度与传统社会选贤任能的科举制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晚清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将中国科举制视为最民主的制度，并不为奇。丁韪良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政党分肥最明目张胆的时期。

　　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学回去以后搞无序选举，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也就是西式民主进口以后给当地带来灾难。西方对外的民主教科书把是否海选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主观上也误导其他国家政治“精英”。中国大陆的聪明和智慧，恰恰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坚决拒绝这种乱选。按照中国选举制度标准，那一套恰恰违背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识。

　　六、中美民主政治下的责任

　　（1）公道政府的责任与 私道政府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这个说法是误读，美国也是大政府、强政府。这点从美国政府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来，这么大的开支怎么说它是小政府呢？美国政府广义上讲是一分为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隐蔽在后面的政府很大，经常是强势政府。

　　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扩张，政府权力之高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国也是一个找不到人负责的国度，老百姓关键时候找不到当家的，两党政治轮流执政可以将责任推卸，官员辞职很频繁，扔下一个烂摊子走人。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把一个小国搞乱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这是两党轮流执政导致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金融危机后人们找不到负责的人。美国枪击案事件中人们也找不到责任人，人们只能将矛头转移去怨枪支协会，老百姓有冤无处申。你可以说这是其政治设计巧妙的地方，但也可以说是其政治设计欺骗性的地方。

　　而在中国，有事找政府，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无人负责、互相推诿的现象，但不管怎样，政府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很强。美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最近冒出一个词叫“回应性政府”，国内也借过来了。要说“回应性政府”，中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天职，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造这个词来概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应性政府在中国。

　　因此，责任观的不同，导致政府和人民一个是“鱼水关系”，一个是“油水关系”。

　　“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国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维方式。这与中国政府是公道政府有关。中国一旦出现枪击案，老百姓首先埋怨执法不力，守土不尽责，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美国不会怪警察，但会推卸给枪支协会。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设想有一天，老百姓什么事都不找政府、不找公家了，那时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呢？那时的老百姓会怎么样？至少我觉得那是冷冰冰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开，也分不开。个人、社会、政党、国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是个命运共同体，用俗话说是“斩不断、理还乱”。这使得中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政府这种责任意识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而美国斩得断、理得清，所谓“是上帝的给上帝，是政府的给政府”，人民对政府也没有太多感情。

　　比如，卡特琳娜飓风来的时候，美国的官员却跑去度假了，这要在中国，绝对会被就地免职；而当奥巴马的医保法案在利益博弈中走向难产时，中国政府却持续在做访贫问苦、公共政策托底、社会救助、促进就业的工作——在中国，这不需要博弈，这是政府的天职，也是执政党的天职。

　　（2）追责制度与责任的隔代转移

　　美国当然也有追责制度。但在美国谈论责任追究时，经常会出现一种怪象：在你要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美国的这种责任自动豁免或者隔代转移的制度设计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骗性。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后果，就是代价向后代的累积。我们看其债务危机，实际上也是这个逻辑的结果。

　　有人说，美国政治设计中这么多巧妙的治理“智慧”为什么我们不学呢？我要反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呢？它的移花接木玩魔术似的欺骗性，我们是不是要学呢？我觉得不能学。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讲的是“正”和“公”两个字，政不正，政不公，很危险。我们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学这些东西欺骗人民，偏离了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中国老百姓都很聪明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国政治设计的欺骗性：“别和我来虚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中国老百姓可能早就造这个制度的反了。

　　责任上的差异，也导致中美对腐败和反腐败理解的不同。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都规定卖淫贩毒合法化了，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有卖淫贩毒罪呢？腐败也一样，如果一些腐败行为合法了，怎么可能有腐败和反腐败呢？美国的“旋转门”政治和“内举”制度将腐败隐性地合法化了，许多腐败都符合法律程序。

(责编：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