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模式：二胎試點的非典型試驗（圖）

今年醫院裡扎堆出生的“龍寶寶”，無法化解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肖雄 攝

人口學專家梁中堂——

◎翼城在這試點的27年間，在每一個時點上的人口統計數據都低於全國、山西省和當地臨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模式是體制內的一次大膽實踐。在認可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對一胎化政策的某種程度上的糾正和補充。它的成功，証明了即使是在一個寬鬆的政策環境下，也能夠控制好人口

◎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個孤本案例，本身並不具可復制性

◎大多數年輕一代不願意再生二胎，城市的人不願意生，農村人也不願意生，由此會引出人口老化的社會新問題

27年前，山西翼城。

人口學專家、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進行了一場鮮為人知的二胎試驗。此后期間的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翼城的人口總量增長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性別比優於全國平均值。

近日，南方日報記者前往山西翼城採訪了解到，當地村民已普遍不願意多生，男女平等的觀念在當地深入人心。

梁中堂認為，翼城模式是體制內計劃生育政策的一次成功試驗。它的成功不僅僅在於其証明了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中國城鄉之間的生育意願和行為正在逐步趨同，更証明了寬鬆的政策或許更有利於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

據廣東省計生委主任駱文智透露，廣東目前的人口增速趨緩，但人口基數大，成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值得關注的是，廣東目前還有10多年的人口紅利期，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日益嚴重。

人口“特區”

梁中堂是這場試驗的“始作俑者”，國家於1985年特批翼城縣作為試點，來驗証他的二胎晚育理論

每天清晨，衛彩雲都會早早起來，先照顧好剛滿月的女兒，然后給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做早餐。在翼城縣，村民生二胎的現象很普遍，不違反當地的計生政策。

衛彩雲今年32歲，對她來說，兒女雙全是她幫助這個家庭完成的最大心願。“當時不太想生了，但是轉念一想，覺得隻有一個娃娃，多孤單啊。”

和衛彩雲不同的是，同村的張海偉堅持隻生一個。“一個就夠了，生多了養不了。”張海偉的女兒今年4歲，他准備放棄二胎的指標。

27歲的張海偉本身也是獨生子女。盡管他的母親張秋蘭在20年前還有生二胎的機會，但她認為，“一個孩子就行了，再生的話負擔太重。”

1991年，張秋蘭到龍華鎮計生服務所領取了獨生子女証，自願放棄了二胎指標。“當時想著，一個娃就不錯，而且每個月可以領到100元（夫妻兩人各50元）的獨生子女生活補助。”

翼城縣在山西南部，毗鄰河南、陝西。它因為27年前的一場試驗而聞名。在全國普遍實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翼城縣的農民家庭允許生育二胎，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晚婚、晚育和生育間隔。

有專家學者將這一試驗概括為“翼城模式”。

梁中堂，人口學家，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他是這場試驗的“始作俑者”。在梁中堂的堅持下，國家於1985年特批翼城縣作為試點，來驗証他的二胎晚育理論，這也成為中國人口政策下的一個“特區”。

1984年，時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的梁中堂，給當時的中央領導呈寫了一篇《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報告。梁中堂認為，採取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二胎的辦法，完全可以在2000年把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的水平。

當時在中國人口情報中心的馬瀛通和國家計生委政策研究處工作的張曉彤都很看重梁中堂的報告，他們按照梁中堂提的辦法，重新測算后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實行，並且認為“在2000年以后，城鄉都可以採用此法”，並建議通過立法來進行保障。

1985年春，梁中堂提出，為了解除人們對放寬政策的顧慮，建議中央批准他在北方地區選擇一個縣進行試點試驗。翼城縣“晚婚晚育加生育間隔”的試點，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徐花萍是龍華鎮王庄鄉的計生服務員，她在這裡已經從事了7年的計生服務工作。當地村民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徐花萍在當地的口碑很好，計劃生育工作在這裡推行得“異常順利”。

“主要還是因為政策好啊，村民都很歡迎。”徐花萍感慨說，“我干了7年計生工作，到現在還沒遇見到過一起因為違反政策超生而被罰的案例。”

2011年，王庄鄉鄭庄村一共有19個娃娃出生。“有10個是一胎，9個是二胎。”徐花萍說，大家對這個二胎政策已經習以為常，“男娃兒女娃兒都一樣”。

王庄鄉計生服務站站長張建黨告訴記者，翼城縣的政策相對寬鬆，農民們對生育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權，“可以先生一個，修整幾年，再決定要不要生二胎。”

事實上，年輕一代更多人都選擇了隻生一胎。“大家都覺得不管男女，生一個就夠了。”

衛彩雲說，因為自己也是獨生子女，父母都已年邁多病，家中沒有勞動力。“幸好招了一個能干的上門女婿，為了不讓這種情況再重演，所以咬咬牙，生了兩個娃娃。”

衛彩雲的丈夫郝小東在縣城打工，衛彩雲一家六口人一年收入隻有兩萬多塊錢。衛彩雲覺得，養活兩個孩子，“日子過得還是有點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