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麻將與跳舞【2】

 

    說過麻將，現在說說跳舞吧！上世紀三十年代，有文學流派稱為“新感覺派”，初起源於日本，注重感性的體驗和表達，到了中國，尤其上海，演變為“洋場文學”，穆時英可算作代表人物之一，其筆下有一篇作品，題目就叫作《上海的狐步舞》。小說寫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夜晚，在這個暗潮涌動的夜晚裡，城市邊緣地帶，幫派們內訌格斗﹔英國投資商信步丈量開發房產的地皮﹔比利時珠寶掮客搭識電影明星，策劃做一筆交易﹔租界上酒店裡開著麻將桌——注意，麻將又來了﹔黃包車夫拉著喝醉的美國水兵﹔啟蒙派作家為拯救普羅大眾，結果被當成慳吝的嫖客﹔印度巡捕在街上梭行﹔企業主的長子與年輕的繼母陷入不倫之戀……一切動靜聲色都是在舞場上華爾茲的旋律伴奏下進行，踩著爵士樂的拍點，多麼奢華而又糜爛啊！呈現著殖民地商埠城市的病態面貌，文明歷史的秩序道德全被踐踏和摧殘。這篇小說裡有一句非常微妙的話：“開著一九三二年的新別克，卻一個心兒想一九八零年的戀愛方式”。我們的前輩穆時英萬萬不會想到，一九八零年，這個城市的愛情，將是以進步的方式退回到“狐步舞”裡。在抵達一九八零之前，還需經過許多年代，讓我們略作跳躍，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代。

 

    上海女作家陳丹燕寫於世紀初的長篇小說《慢船去中國》，很明顯，題目來自美國的老爵士樂曲“I’DLOVE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是穆時英時代的遺韻了。小說寫的是一個發跡於鴉片交易的買辦家族，一九四九年留在中國大陸的后代的命運。其中有一個人物，老買辦的長孫，名字叫哈尼，這是一個曖昧的名字，字形為中文，發音則兼顧於中文和英文。共和國建國之際哈尼還在幼年，然后長成少年和青年。他崇尚西方，在世界冷戰格局中塑造成的西方想象，其實只是一些碎片：爵士樂的旋律，美國畫報上的圖畫，本土化的西餐，坊間流言，如此而已。二十歲那年，哈尼與一些氣味相投的朋友——要知道，六十年代的上海，有的是這樣崇尚美國的青年，他們組織一支小型爵士樂隊，在家中舉辦舞會，這樣的家庭舞會被命名為“黑燈舞會”。從這名字就可看出它的地下性質，為法律所不容。所以，當舞會暴露，成員們無一例外受到懲罰，對哈尼的處理是，中輟學業，去往新疆農墾勞動，他的人生就此改道，與西方世界越行越遠。許多年以后，經過無數艱難曲折，終於來到紐約，他坐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館，聽到那支“慢船去中國”的曲子，歌曲所抒發的老黑奴的鄉愁中，他辨識出的卻是在中國的荒蕪青春。這一個邂逅也是陰差陽錯，離群索居的中國就這樣與全球化接上軌。

 

    沿著時間來到七十年代，很奇異地，狐步舞和黑燈舞會在此有了一個變體，出現在上海女作家殷慧芬寫於一九九零年的小說《欲望的舞蹈》。那是在工廠的車間，其時，上海這座城市已經從消費型成功轉向生產型，車間裡來了一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就是“文化革命”中群眾業余組織的歌舞隊，以宣傳為名義舉行娛樂活動。車間裡的演出中最引人遐想的節目是新疆風格的單人舞，“新疆”這地名又來了，但這一回不是實施懲罰，而是體現異域文化，在多民族的國家裡，這文化自有合法性。舞者名叫惠子，在異族人的舞蹈中充分展示了她的身體和熱情，還有性感。此時，“性感”的概念還未登陸社會主義中國，它是以受誘惑的心理進入人們的意識領域。在“性感”的概念來到之前，中國漢語中有一個詞匯專用來指認相似的類型，就是“尤物”。這是一個十分不肯定的詞匯，它既不是正面的，甚至也不是中性，但並非絕對的負面，在它的含義裡，多少有著被玩弄的意思。在這裡，跳新疆舞的惠子，便在人們心中成了一個“尤物”。人們先是用眼光狎昵她，繼而有了語言，再接著行動也來了。最不幸的還不是邪惡的侵犯，而是正派的好男人都在離她遠去。看起來，跳舞這件事，總是和欲念聯系在一起，還和違禁聯系在一起。在那樣一個禁欲的年代，舞蹈中的身體就算隔離了接觸，但依然以意淫的方式挑戰了政治意識形態，挑戰者也因此蹈入毀滅的命運。

 

    時間終於接近八十年代，“文化革命”結束，思想解放運動興起，正是前輩穆時英在五十年前向往的“未來”，“狐步舞”從幽暗的歷史中溯流而上，我格外地要向大家講述女作家唐穎寫於上世紀末的小說《冬天我們跳舞》。小說中的時間在一九七八年底，上海這城市又暗香浮動，舞會悄然興起。故事裡舞會的主持者，晚輩們都稱“裘伯伯”——這個名字也像是刻意為之，在上海話中，“裘”和“舊”諧音。“舊伯伯”時年五十二歲，屈指算來，年少於《上海的狐步舞》中那個與繼母私通的青年，又比《慢船去中國》那個因“黑燈舞會”發配新疆的少年年長，正是目睹過都會浮華夜晚，且世故地規避了新政權對舊社會的肅清整治，隱居到改革開放的年頭，這一位前朝遺老可謂如魚得水，活躍非凡。小說中的“我”，是一名青年，正在復習功課，准備參加恢復不久的高考，每到周末，便跟母親去赴“舊伯伯”家的舞會。高考，在這裡也是一個有意味的細節，似乎暗示舞會其實代表生活終於回到正常軌道。對於這位出生於共和國的青年，跳舞不止是單純技術性問題，它包含有社交，禮儀，淑女，夜生活的諸項學習。首先是參加舞會的衣服，小說寫道：“周末下午我的家就像個賣舊衣服的鋪子”，母親，“舊伯伯”的同時代人，尚有箱底可翻，“我”呢？兩條腿走路，一是用媽媽的舊衣服改，二是抓緊購買新上市的時裝﹔衣服有了，身型與風度又成了問題，經過惡補，總算湊合完畢，開始接近參加舞會的模樣，卻邁不出門去﹔正是冬天，北風料峭，這一回就全仗著勇敢和決心﹔走過寒冷的大街，去到“舊伯伯”家也不怎麼暖和的客堂間，音樂響起，舞會開場，更大的難堪來了，那就是沒有人邀請跳舞。會跳舞的男賓成了稀缺動物，他們往往自帶舞伴，又總是尋找時髦的善舞的女客。真就好比革命成功，大浪淘沙中，奮勇者多是出局。然而，更有意味的情節還在最后，當“舊伯伯”在舞場上翩翩飛翔的時候，他的妻子，一個從不跳舞的女人，陪一個從不跳舞的男賓聊天，聊天，終於聊到紅杏出牆。故事這一發展，令所有人意外，它將跳舞的顛覆意義，又來了個顛覆。同時，也像是一個預告，預告跳舞這一事物的隱喻性，不足以覆蓋歷史前進的腳步。無論是跳舞，還是麻將，對於前一個時代的抵抗，已經窮盡象征的資源。

 

    在更年輕的作者筆下，又有另一些更具挑戰性的事物，繼續向時代的局限進發。比如七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女作家棉棉，她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名叫《啦啦啦》，其中呈現出新一類的物質：酒吧，搖滾樂隊，“壞孩子”，濫交，大麻，甚至海洛因……至於前一代小說中的西方國家，聖誕節，咖啡館，這些帶有隱喻性的物質，在《啦啦啦》已成為寫實性的日常狀態。現代中國的虛構就這樣不斷地更替指涉的符號，現實生活則不斷地從舊符號中蟬蛻，寄身新符號，再蟬蛻。

 

    今天，報刊與電視裡的征婚啟事，常常有這樣的文字：“麻舞不沾”，或者“麻舞者勿擾”。前者是表示品質的正直、無不良嗜好，后者則聲明有嗜好者謝絕，總之是出於道德的要求。“麻舞”兩個字便是麻將和跳舞的簡稱，這兩項活動，卸下曾經承擔的思想重負，回到本來面目。

 

    講於2012年9月12日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