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麻將與跳舞

    美國著名的華裔女作家譚愛美，她的成名小說《喜福會》，故事就是在一張麻將桌上引發出去的。四位中國女性，從上世紀前半葉動蕩的時局逃亡到美國舊金山，攜帶著各自的中國記憶，終於塵埃落定，聚首於喜福會，享用下午茶，打著麻將，談論往事。在譚愛美之前至少三十年，還有一場著名的麻將，就是張愛玲的《色·戒》中，二次大戰淪陷的上海，汪偽政府官員府上所設的牌局。其中有一名年輕的牌友是潛伏的刺客，企圖從麻將桌上接近這名投靠日本人的政要，以實施抵抗運動計劃。從這兩桌麻將來看，麻將確是個隱匿有多種時機的空間。它是四人游戲，將單挑的對峙分配成多方角逐，它的勝負就不純粹以力量強弱決定，而是在於全盤性結構調整，所以，麻將的緊張度是潛伏在外部的鬆弛底下，不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而是行雲流水，順其自然。它有一種閑定的從容的節奏，可嵌入許多牌局之外的事故的成因：舊故新識，恩怨情仇，欲念勃動，又暗藏殺機。反而言之，一切端底又在麻將的有閑表情之下消解了嚴肅性，變得頹廢。在一九四九年工農政權的新中國，作為腐朽時代的物事，麻將被清除出民間的娛樂生活。

 

    我的小說《長恨歌》裡也出台過一桌麻將，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上海的弄堂房子裡。四名牌友分別是一位企業家的太太，一位私人護士，曾經為政要的外室，舊日金主的遺澤是她生活的大半來源﹔一位大學畢業拒絕前往西北就職的閑散於社會的無業青年﹔第四位的來歷要復雜一些，他是共產國際的俄國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烈士短暫婚姻的產物，因患結核病而免於工作，受供養於政府的撫恤。后來，《長恨歌》改編話劇，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演，編劇趙耀民先生對這一場麻將情有獨鐘，他特別強化和突出這一幕的戲劇性。牌戲在膽戰心驚中開場，博弈的樂趣漸漸抵消了負罪感，不免忘乎所以，唱起了老曲子《麻將歌》。頓時，都會上海的靡廢空氣浮雲般升騰起來，彌漫在麻將桌上。正陶醉之時，門被敲響了，進來一位鄰人，原來家中小孩子發燒，請這位護士上門注射針劑。說話間，發現了麻將，四座皆驚，仿佛大禍臨頭。然而，事出意外，那位病家懇請護士自行前往打針，他則摩拳擦掌，頂缺上桌。每每演出到此，觀眾便爆發大笑，久久不能息止。由此可見，一九四九年之后，麻將這一消遣，多少負起叛逆的意味，很自然的，它被虛構者用來作一個隱喻，隱喻主流意識形態之下，邊緣的價值。而我今天著重描繪的，是在九十年代的一桌麻將，此時，麻將已經完成革命的使命，進入日常市井生活。

 

    上海作家榛子寫於新世紀的小說《鳳在上龍在下》裡，一場四方大戰也是由兩男兩女組成，他們曾經是這城市驕傲的市民——全民所有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國企的員工。其中一男一女為服裝店的店員，服裝店的店名頗有時代氣息，叫做“向陽”。他們是師兄妹，照慣例，很可能成為一對，但世事難料，女店員是與牌桌上的另一位，機器廠的車床工結為秦晉之好。第四位沈小琴則是車床工的師妹，如通常情況，暗戀師兄，結果是被帶來介紹給老婆的師兄做朋友。兩個單身男女配成一對，本是天經地義，然而，又一回世事難料，男店員無意與沈小琴結緣，也不像對自己的師妹有所覬覦，似乎更是對剽悍的車床工有向往之心。在那個年代裡，人們對同性戀情沒有普遍的認識，男店員本人在懵懂中意識，自從看見車床工，他就再不可能愛上任何異性。這錯亂的情欲將他們糾結起來，拾不起又放不下，麻將成了他們四人關系的最平衡，它即是情節的本身，同時擔負象征的意義，故事就在這有效的形式裡演繹。他們所服務的企業在改革大潮中快速式微，現代時裝業以及銷售模式一夜間掃蕩了城市，經濟向市場開放，計劃體制內的生產系統全面動搖，工廠關停並轉，他們這幾個從社會的中堅階層墜落於弱勢群體。事實上，他們都成了失業者，各奔生路：開小雜貨店，做交通協管員，到貨場扛大包，駕駛抓斗車，勞務輸出去日本……可是生活的磨難還在繼續，小本經營的買賣不是收進假貨就是收進假鈔，憑體力謀衣食的人偏偏患上重症肌無力，辦日本打工的蛇頭卷款逃跑，而沈小琴真情落空，她愛一個落空一個，眼睜睜看著青春荒廢。最終，經人介紹，嫁了個年邁的台商。平心而論，除去年齡這一點，應該說沒什麼可挑的，經濟寬裕，身體健康，人品厚道，對年輕的妻子稱得上寵愛，可說是整個下滑的遭際中惟有的一點好運氣，可是，個中原委不能多想，想想就要落淚的。新年新禧中，四位牌友又打了一場麻將，是為沈小琴送嫁，也是惜別。牌桌上，沈小琴提議加注，人們瞠目結舌時，她兀自開局，局局放水，到手的好牌生生送出去，就隻見那三人跟前的鈔票節節高漲，這才明白沈小琴不是打牌，是給他們送錢。送的又不單是錢，而是感謝，感謝他們多年來幫她，陪她﹔還是負氣，氣他們幫忙幫不到地方，陪也不能陪一輩子，可是有些事情愛莫能助，所以就是怪自己不爭氣。這場麻將面帶戚容，走的不是牌路，而是世道人心，在大時代的潮起潮退中，就好像一具小小的方舟。麻將的隱喻性在此面向了更廣大和深厚的人生，游戲原本輕浮的內心，變得持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