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黃裳：寬厚的長者，嚴厲的老師【2】

2005年第六期《隨筆》，刊發了黃裳先生的《雨西湖》一文。不久收到他的信，“匆匆一閱拙文，有小誤數處，因我字跡草率，非排校之責也……做慣了校對，積習難忘，又寫了這些，乞不罪。”四天后，又收到一封信。“近日細讀《隨筆》(第六期)覺得甚佳，舊貌已換新顏，可喜可賀。但不知曾遇困難否？拙文昨日起在《新民晚報》發表，已在貴刊之后矣。”如此頻密的信函，可見老先生之待事認真，對晚輩的愛護、關心和鼓勵。

 

2006年3月，借去同濟大學參加“當代大眾文化批評”研討會之機，我再次拜訪了黃裳先生。時值早春二月，天氣晴朗，暖融融的太陽照下來，神清氣爽。閑聊中，我說起編《隨筆》是我從業以來最愉快的時光。大概這種溢於言表的興奮引起了先生的共鳴，他談起了1947年，那時候他在《文匯報》，編副刊，寫專欄“舊戲新談”，看戲。這個專欄的文章后來輯成了書，臉上閃現著興奮和愉悅。在《雨天雜寫》一文中，我們可以讀到黃先生關於這一段的記憶：“不過多年來我自己對這本小書總是懷著一種美好的感情，到不是為了書本身，而是因為，它總能使我記起那段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回憶當時真是‘文思泉涌’，從來沒有為題材發窘過，每天隻要打開日報一看，題目就有了，而且總是寫不完。”有人問：在作家、記者、藏書家的稱號裡喜歡哪一個？黃裳先生說散文家。我現在知道了，他的散文王國裡(邵燕祥先生曾有長文描繪過)，能寫、有題材寫、無所顧忌地寫、總也寫不完是最大的快樂！看到一篇紀念文章，裡面提到黃裳先生是寫作界的一個奇跡———“幾乎每隔一兩個月，這位90多歲的老人便有長文刊發……這樣的高齡與這樣筆力的文章，在中國當代寫作界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可見，黃裳先生是幸福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創造力旺盛，筆耕不輟，享受著他散文王國的快樂。

 

這個話題談得盡興，於是提出來拍照，獲准了。他原地擺好姿勢，有了上次的經驗，我提出這裡不太好拍，光線反差太大。能否去他的“書房”？得到同意后，我走到了他的房門口。前次來時不敢造次，對這一壁之隔，想象中是一番什麼天地啊。黃先生是藏書家，廳中隻有三隻小書架，主要擺放的是他自己的書，想必那房中一定是風光無限吧。可是，那只是他的臥室兼書房，靠客廳這面牆擺放一張床，對窗放一張書桌，並不十分大，疊放了兩本書，稿紙攤開，筆臥其上﹔對床是一個大衣櫃，似乎進門的右牆有櫃子，靠椅背上隨意挂著件衣裳，黑皮椅子轉過來對著門。我腦中浮現了剛才我進屋，女兒通報時，他停下手中的寫作，轉過身，從椅子中起來，往外走的情景。他的散文王國的那一派瑰麗的景象就是在這個寶座上經營出來的。黃先生提議他還是坐在廳裡的單人沙發上拍，他坐下后，為了調動他的情緒，我再次提起了他最愉快的1947年，產生了效果，臉上微微露出了微笑。最后拍光了，停下來換膠卷。這時黃先生起身，去取出了一本書回來，說送給我。接過來一看，竟是他最愉快的那一年寫的專欄的結集：《舊戲新談》。我真是有些喜出望外。看看表，11點多了，請先生簽了名，告辭出來。

 

我在《隨筆》的四年中，黃先生幾乎每年都會給我們寫一篇。作為晚輩，我時常會去信，有些時候還會不講道理地索稿。跟黃先生的通信不局限在索稿，不時在信中還會討論語言文化問題，求解文壇恩怨，他還會對我們的編輯態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關於編輯，他說，“實在是一種重要而艱巨的角色。他必須牢牢把握住大方向，同時還得照顧到刊物獨有的特色。他身處於人際關系的漩渦裡，得從容應付﹔……對投稿所援引的事實、數字、典故(不論古今)必須負責查對……”不能無為而治，尸位素餐。不難看出，黃先生既是一位寬厚的長者，也是一位嚴厲的老師。

 

秦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