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多次撰文評價蔡元培：君子的人格與氣象【2】

據田炯錦(1923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說，有一次蔡元培出國訪問期間，北大教職員因向政府索發欠薪而罷教。政府補發后，即停止罷教並復課。但蔡元培回國后，大不以為然。曾召集北大教職員痛切地說：學校教育青年，教職員應為學生模范，豈可因索薪罷教，貽誤后生？因此，他堅決要求把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而領得的薪水，交出歸公。並斷言，如認為政府太壞，不能合作，盡可自動辭職，另謀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驚覺反省。豈可既不辭職，又不盡教學責任，貽誤青年？於是，教職員接受了蔡元培的提示。“以此可見蔡先生作人處事之嚴正，從此再未發生教職員罷教情事。”

第三，有些人以為，所謂君子，必是規規於塵網繩墨之中，(規規，驚視自失貌。塵網，猶塵世。繩墨，比喻規距法度。這意思是說，君子一定會驚訝自己已陷於塵世的禮法束縛之中——引者注)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瀟洒不群。馮友蘭認為，這“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名士雖然超然物外，但也放棄了社會的責任，而君子則既能為社會盡應盡之責任，又能超然於物外。這由於君子做事，是因其當為而為之，並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貴而為之。他雖可以在功名富貴場中，但功名富貴並不在他的心裡。正如孔子所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熹注：“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引者注)

馮友蘭指出，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長，后來官做到院長。無論做多大的官，他總有“有天下而不與”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於官位之外。沈尹默說：“蔡先生是舊中國一個道地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感興趣，無權位欲。”蔡元培在為官生涯中常常“難進易退”，並根據以上分析，得出結論明確說：“蔡先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准的一個人。”

三

蔡元培不僅自己具有君子人格，作為教育家，他十分重視人格教育。他把培養“健全人格”，作為學校教育的目的。為此，他要求做到“處處要使學生自動”，他批評“通常學校的教習，每說我要學生圓就圓，要學生方就方，這便大誤”。他提倡“最好使學生自學，教育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思想，壓倒學生身上”。他又說：“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蔡元培力主通過“崇尚自然”、“發展個性”、“自學為主”的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來培養學生的“健全人格”。

蔡元培還將“健全人格”、“完全人格”的培養，推廣到國民教育，認為國民的真假愛國主義取決於國民有無完全人格。他說：“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並強調男女國民，都應具有“完全人格”，而不應有所區別：“完全人格，男女一也。”所以，蔡元培把“養成共和國健全人格”作為國民教育的目的。

蔡元培甚至認為對人格重視之不同，成了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之依據。“他認為野蠻人與文明人之大別在於人格觀念之輕重。”

蔡元培的“君子氣象”，在學生中廣受歡迎，反響很強烈。馮友蘭說：蔡元培之“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柳亞子先生在《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也說：“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

在當年的北大，蔡元培的氣象和人格，終於轉化為新氣象，並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張申府概括地說：“在蔡元培校長的革新精神指導下，北京大學氣象一新，在全國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中心。”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高度評價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所以，馮友蘭對蔡元培氣象的論述與弘揚，對我們加強道德修養，進行人格教育，不斷提升人格，不無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