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多次撰文評價蔡元培：君子的人格與氣象

北大哲學門第二次畢業師生合影，前排右四為蔡元培，馮友蘭居二排左四。

馮友蘭與蔡元培曾是師生關系，但時間並不長，隻有一年半而已。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校長時，馮友蘭已是北大哲學門二年級下學期的學生。1918年暑假，馮友蘭畢業離開了母校。當時，北大本科的學制是三年。他們師生之間的往來屈指可數，僅僅二三次而已。

但是，蔡元培的君子的人格與氣象，極大地震撼了馮友蘭。他多次撰文予以高度評價，敬仰之情溢於言表。

一

馮友蘭認為一個人的“氣象”，在過去，又可稱之為“氣概”、“風度”、“氣度”。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人格”、“人格美”。

所謂“人格”，一般人解讀為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或者指個人的道德品質。而馮友蘭還用“價值”詮釋了“人格”。他說：“一個人，於其在客觀方面底成就之外，其一舉一動，聲容笑貌，亦可以表現一種價值。此種表現是其人格的表現。”

至於“氣象”，馮友蘭說：“道學家認為，人的精神世界是內心的事，但也必然表現於外，使接觸到的人感覺到一種氣氛。這種氣氛，道學家稱之為氣象……氣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現於外的，是別人所感覺的。”

“人格”與“氣象”之間的關系，馮友蘭明確為“氣象”取決於“人格”。誠於中，形於外。

馮友蘭認為：“大致說：偉大的人格，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如舊日所謂君子，一種是如舊日所謂名士、英雄、豪杰。”他說，“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君子與名士英雄兩種人物。”並且，他進一步認為：“這兩種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氣象亦不同。”在馮友蘭看來，《論語》記述了孔子的氣象，孔子的氣象是君子氣象的典型代表﹔《世說新語》，記述了魏晉時代人的氣象，大多是名士英雄的氣象。

馮友蘭還提醒人們，要區分真假君子和真假名士英雄，不應將二者混為一談。假君子是“鄉願”，假名士是“無行文人”，假英雄是“流氓無賴”。

馮友蘭認為孔子的“君子氣象”的內涵是：“溫、良、恭、儉、讓。”馮友蘭詳細引証了朱熹及其私淑弟子真德秀的注釋：“朱子注說：‘溫，和厚也。’真德秀說：‘隻和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隻厚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溫之義，必兼二字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注說：‘易直也。’又說：‘易有坦易之義。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陂底心，所謂開囗見心是也。’‘恭’，朱子說：‘庄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真德秀說：‘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己及人。’”

二

馮友蘭將蔡元培的氣象，視之為君子的氣象。他說：“說到君子這個名詞，蔡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又明確說：“凡曾與蔡先生接觸過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氣象，確可以此五個字形容之。”馮友蘭具體論述了蔡元培的君子氣象：

第一，有些人以為君子的行為多是虛偽造作，無真性情。馮友蘭認為，這“以為”是錯誤的。因為，孔子最注重“直”，最厭惡“巧言令色”。但是，君子的率真，要“發乎情，止乎禮”。

馮友蘭說，據蔣夢麟說，有一次北大學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講義費，爭辯過久，蔡元培怒極，舉拳向一位說話最多的學生說：“來，我同你決斗。”馮友蘭說，用近來有些人提倡的行為標准說，這可以說是“敢怒”。接著，他又說，隻說敢喜、敢怒、敢恨，這話就有不妥之處。這話的正當說法是：應該喜就敢喜，應該怒就敢怒，應該恨就敢恨。可見，在馮友蘭的心目中，蔡元培的“敢怒”，決不是虛偽造作，而是直的真性情﹔不但“發乎情”，而且又“止乎禮”。所以，他說蔡元培的“敢怒”，其實就是“應該怒就敢怒”。第二，有些人以為，所謂君子，大概都是遇事毫無主張，隨人轉移。馮友蘭認為，這“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遇事敷衍，八面圓融的人，是鄉願，不是君子。君子不是遇事沒有主張，但其主張是經過“再思”然后決定的。不像名士英雄之多憑直覺。“再思”，屬於理性﹔“直覺”，屬於感性，二者是不同的。

馮友蘭說，蔡元培平日溫、良、恭、儉、讓，似乎是如一個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張，是非常堅決底。他的主張定了以后，無論什麼人不能使他改變。此所謂“難枉以非其道”。這句話源於《孟子·萬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對於君子，可以用合乎人之常情的方法去欺騙他，但卻不能用不合道理的詐騙術去蒙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