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貴釘子戶”：夫婦獲賠1700萬后已離婚【2】

2006年9月15日，推土機推進蔡屋圍村，從紅寶路一側開始拆遷，蔡珠祥一家開始了釘子戶生涯。

蔡珠祥家的6層小樓究竟值多少錢？他們先是要求1.2萬元/平方米的現金補償，遭到拒絕，開發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農民房，和周邊的高樓大廈不能橫向比較，因此價格更不能參考后者。此后2006年9月房地產評估機構給了價格是4089元/平方米，理由是宅基地實際不能流通，房子沒有房產証。雙方對房子價值幾何的評價大相徑庭。京基將補償金提高至9000元/平方米，雙方仍未能達成協議。

2007年3月，張蓮好以網名“阿香婆”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南方第一高樓之征地拆遷令我感到弱勢》的文章，拉開了這一出拆遷的大戲。這場拆遷的拉鋸戰從一開始就成為深港乃至全國媒體的報道熱點，它具備太多吸引人的新聞元素：蔡珠祥的港人身份，《物權法》的頒布，上千萬的天價賠償，已經在迅猛飆升的深圳房價……老人與開發商，孤樓與新地標，這棟老樓的命運成為深圳舊城改造的標志性事件。

蔡珠祥將內地和香港媒體記者的聯系方式記錄在一個小本上，有需要的時候他就逐個打電話。為了防止開發商假冒記者搶走房產証，他將房產証存進銀行保險櫃，給記者看的隻有復印件。

在這場拆遷保衛戰中，偌大的工地上隻有這幢6層小樓孤獨而倔強地屹立著。蔡珠祥堅定地認為他手中抗爭的砝碼是媒體、膽識和法律，而法律是最重要的。同一時期出台的《物權法》為舊改拆遷再添變數，它成為蔡珠祥的有力武器。有一陣，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釘子戶”紛紛找到蔡珠祥學習取經，他就帶著人家到書店買一本《物權法》。他振振有詞地拿著《物權法》跟媒體說：“根據《物權法》，如果是像建地鐵、政府機構這樣涉及公共利益的項目，個人利益要服從公共利益。但是建金融中心是商業利益，所以我可以和他們自由談判。”

夫妻倆可謂“一文一武”。這邊，蔡珠祥拿著《物權法》要談判﹔那邊，張蓮好則用她的近乎偏執的強悍來表示決不妥協的決心。拆遷不僅留下了小樓，還留下了小樓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條小路。每天早上4點，張蓮好都一個人拿著掃把，把頭一天拆遷洒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認真掃去，每天一掃就是兩個小時。2006-2007年連續報道此事件的一個記者回憶，每次見到張蓮好，她頭一句一定是：“這地是我家的，房子也是我家的，就是要他們賠！”

羅湖法院召集雙方調解了4次，斡旋成了主要協調方式。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那一年，他57歲，張蓮好60歲。伍青山對那一天的場景記憶猶新，張蓮好打電話給他要交鑰匙。在小樓前，張蓮好遞過來小樓的鑰匙，盡管她極力保持平靜的表情，但是眼神中流淌出無盡的淒涼。張蓮好說：“青山，我現在啥也沒有了，隻剩下錢了，明天就睡在天橋下數錢去。”她離開的背影被午后的陽光拉得越來越長，一步三回頭，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樓嵌入眼睛裡。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他們幾乎天天見面，此后他們將相忘於江湖。

對於公眾來說，賠償金總額成為最大的八卦。兩人挨個給記者打電話，告知這個他們認為“揚眉吐氣”的結果。有記者至今仍記得電話中蔡珠祥那勝利者的口吻。也有參與報道的記者認為，夫婦倆一直都把媒體作為爭取更多賠償金的利用工具。

隱居者

蔡珠祥和張蓮好分開了，1700萬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區裡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至於張蓮好，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裡。

多數蔡屋圍村民選擇了物業補償回遷，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戶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戶型的“組合”。位於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戶住戶中，業主300多戶，租戶1400多戶。而這些業主幾乎都是蔡屋圍村被拆除的108棟樓的原村民。他們住在大戶型的公寓中，大戶型集中在一棟新樓中，位置好、戶型大。羅阿姨家物業補償建筑總面積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層的拆遷補償金144萬元，余下面積換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兩廳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廳。目前小戶型全部用於出租，每月租金總額約4.5萬元。村裡其他人跟她家情況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擁有超過20套房產的。

還有一幢新開發的寫字樓產權屬於蔡屋圍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紅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組建物業公司對寫字樓進行管理，村裡不少年輕人在物業公司裡面工作。盡管每個月的工資僅僅夠汽車的油錢，但是他們仍舊很樂意去“上班”。無疑，這些村民已經成功躋身富翁行列，但是幾乎所有村民都對記者的採訪有些避諱。羅阿姨面露難色：“大家都以為我們發財了，其實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穩穩過日子。”

如果按照產權補償的方式，蔡珠祥家708.3平方米的總建筑面積，按照均價3.5萬元/平方米計算，保守估計目前的市值總額超過2400萬元。

但是，如果僅僅是如果。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張蓮好之所以堅決選擇現金補償的方式，抗爭了整整一年多時間，原因是兩人作為夫妻早已貌合神離，而現金補償給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財產的方式。也許是巧合，現在的蔡珠祥和張蓮好確實分開了。1700萬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張蓮好更換了電話號碼，和村裡人沒了聯系，因為釘子戶行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遲了大家回遷的時間，他們成為全村“公敵”。蔡珠祥曾和別人說，張蓮好沒有再買房，而是租住在濱河新村。這是一個建設於上世紀80年代的“老”住宅區，離蔡屋圍很近。但是，記者通過物業管理處和社區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張蓮好的租賃信息。有一種可能，張蓮好已經更換了住地，在連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還有一種可能，張蓮好用了別人的名字租下了濱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氣，打開瓶蓋就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裡，她生活得怎麼樣？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三房兩廳131平方米的房子，購房和裝修總價約200萬元。他清晰地記得那時候的房價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社交圈子也越來越小，在蔡屋圍老村外，他很難找到與自己有著相似背景和共同語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來”，蔡珠祥的普通話不好，說起來很費力。 每天，他6點起床，然后下樓散步，8點買菜回來，順便帶一份報紙，9點吃早餐、看新聞，瞇著已經老花的眼睛逐頁閱讀報紙，午飯后午睡，下午要麼看碟要麼下樓打會兒麻將。小區裡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時的“天價釘子戶”。平日裡他很少出門，“我也沒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說，難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廳，吃吃久違的味道，是他一段時間裡最幸福的時光。由於女朋友暈車，他們幾乎沒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沒有買車，他說自己不需要，也沒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兒子和女兒現在的工作是什麼，最牽挂的人是年幼的小孫子。他時常還會想起做釘子戶那段轟轟烈烈成為公眾焦點的時候，時常拿出那本記錄著各個媒體記者電話的小本來反復摩挲。對未來，他說沒有什麼想法，平安過一天就是一天。“我怎麼可能回蔡屋圍呢？我在那裡沒有房子了，別人也不歡迎我。”說到這兒，蔡珠祥很是無奈。

和蔡珠祥一樣選擇住在“外面”的人幾乎沒有，村裡人因為物業補償，回遷還是住在一起，他們普遍對現在的生活比較滿意。回遷入伙時，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樓驚呼：“每天爬樓怎麼吃得消啊？”當搭乘電梯“回家”后，這個村民感嘆道：“坐電梯還是比爬樓梯舒服啊！”拆遷前，有車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裡之前為數不多幾個有車一族，車子在村裡隻能亂停放，車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經常的事情。現在，幾乎每家都購買了私家車，車庫中幾乎看不到20萬以下的車型，很多家都有兩台以上的汽車。 老村民蔡叔聽人說，蔡珠祥曾經在去年通過中介想買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來跟原村裡人一起住，“但是，怎麼可能有人賣房子給他？他當釘子戶是出名了，但是當時是得罪了全村的人。”

生活環境變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卻沒有什麼改變，初一、十五，村民們會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燒紙拜祭，老人中心幾十個麻將桌每天都很熱鬧。蔡叔樂呵呵地說：“原來是一家一棟，現在是樓上樓下，還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們有著價值千金的物業，有著每月數萬元的穩定租金收入，但是他們都感覺自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廈后快節奏的城市節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適應的，於是雖然舊改已經將蔡屋圍村從深圳版圖上抹去，但是他們仍舊習慣隻和村裡人來往，對同族人身份認同而懷念。

現在，蔡珠祥仍舊肯定地表示不后悔當初的選擇，“當時有當時的情況，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客死他鄉，現在能夠在故鄉安度晚年，我已經很慶幸、很安心了。”

無論是選擇偷渡的冒險，還是建房時戶型的選擇，又或者是拆遷時選擇的賠償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婦都沒有“隨大流”，都沒有安分地等待命運的安排，都顯得那麼特立獨行。但是，命運好像給這對勇於冒險的夫婦開了玩笑，每一次選擇他們好像都處於“下風”。

是命運嗎？誰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這一切發端於1972年，那個勇敢的年輕人走出家門，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時候，他還是個強健的年輕人，充滿夢想，現在他只是個老人，隻想安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