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貴釘子戶”：夫婦獲賠1700萬后已離婚

2007年，蔡珠祥的6層小樓成了拆遷空地上的孤樓。

蔡屋圍村民的回遷樓。唐潔/圖

年輕時的蔡珠祥﹔右：當年，蔡珠祥與在厄瓜多爾的妻兒合影。

蔡珠祥夫婦。

原標題：5年前獲賠1700萬 深圳“中國最貴釘子戶”今何在？

晶報深度調查部記者 唐潔/文

圖片為資料圖（除署名外）

蔡珠祥、張蓮好夫妻，曾經是聞名全國的最牛釘子戶，當日並肩作戰的兩人如今已經分開，各自隱居在城市的兩頭，小心翼翼地生活。 人們知道他們，是因為“天價釘子戶”這個響亮的名頭。事實上，他們的人生遠比“天價釘子戶”要豐富、跌宕許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流落南美淘金，幾十年后仍舊兩手空空回到深圳﹔在深圳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宅基地上建起小樓收租富裕度日﹔幾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遷進程中，成為最牛釘子戶因1700萬巨額拆遷賠償名噪一時﹔曾經情比金堅的兩人，獲得賠償后勞燕分飛，隱居於世……

一次次冒險、一次次抗爭、一次次離別、一次次選擇、一次次等待，一個人的生命中那麼多的偶然，其實映照著歷史的必然。他們的故事，是深圳原住民在這幾十年中的時代寫照。

偷渡客

當時寶安農民一天的收入是7毛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約70元港幣，懸殊近百倍。蔡珠祥加入“逃港”大軍，偷渡香港，開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蔡珠祥、張蓮好已經分開了，1700萬拆遷賠償分成4份。他們倆和兒子、女兒各一份。為了避免沖著巨款而來的恐嚇和危險，兩位老人換掉了之前的電話，散在城市的兩個角落各自居住，與之前的生活徹底斷了聯系。

而上世紀60年代，他們曾經是蔡屋圍村最令人羨慕的一對夫妻，郎才女貌。張蓮好是來自廣州的知識青年，到蔡屋圍村大隊插隊，有些文化，梳著一條黑亮的大辮子，面容清秀。蔡珠祥是村裡大隊的手扶拖拉機手，喜歡冒險，富有朝氣，能讓拖拉機在土路上開得飛快。“那個時候可以開拖拉機的，好比現在開勞斯萊斯的，厲害得很啊！”蔡許生（化名）是蔡珠祥的發小，在他的記憶中，蔡珠祥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曾經風光無限。

1969年，蔡珠祥與年長他3歲的張蓮好成為夫妻，有了一個兒子，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1972年，張蓮好又懷孕了，本就拮據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難，蔡珠祥決定加入“逃港”大軍，偷渡香港，開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在內地，蔡珠祥是風光無限的手扶拖拉機手，但是到了香港，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層勞工。和很多逃港內地人一樣，蔡珠祥在香港隻能從事一些廉價勞動力的工作，洗碗、粘紙盒、做清潔，不過干得最多的還是建筑工，因為掙錢更多，每月300元。對於年輕的他來說，有力氣，身手靈活是最大的優勢。當時內地對香港的宣傳是黑社會橫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然而令蔡珠祥驚訝的是，這裡的生活水平比內地高許多，香港居民還用上了洗衣機和電視機。

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張蓮好的日子也不好過。在以宗族關系為紐帶的農村，她作為一個外姓女人，帶著一雙兒女，跟村裡人的關系並不好，還受到排擠。有蔡屋圍村的村民猜測，這也是后來張蓮好下定決心要爭取賠償金、堅決不要物業補償回遷的最主要原因，她不願意再與村裡人住在一起，她要在拆遷中揚眉吐氣。

1974年，香港政府實施“抵壘政策”，內地非法入境者抵達市區，隻要能夠接觸到香港的親人，就可以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証。而在該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則會立刻遣返內地。這一年，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証。然而，他沒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令他在1992年深圳農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紅的資格。不過，也正因為這個身份，為他在后來拆遷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別的關注。

1979年初，在朋友的建議下，這個血液中流淌著冒險基因的年輕人決定展開更遠一次的冒險——偷渡美國。但是，這一次他陰差陽錯地來到了南美國家厄瓜多爾，與家人徹底失去了聯系。在南美的近10年中，蔡珠祥甚至放棄了回國的念頭，與當地人結婚生子。直到有一天，一個廣東華僑告訴他中國已經改革開放，深圳成為經濟特區，已經不是他離家時候的樣子了。

1988年，蔡珠祥從南美飛到香港，過境回到深圳。關於他回來的方式，村裡人有兩個說法，一是他購買了一張從厄瓜多爾飛往香港的機票，返深﹔二是張蓮好借了2萬元美金，去厄瓜多爾把闊別多年的老公接了回來。那一年，蔡珠祥38歲，張蓮好41歲，他們分開已經整整16年了。此后，他再沒有見過自己在厄瓜多爾的孩子。

包租公

1996年，蔡珠祥和張蓮好花了100萬元，將之前的小樓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層小樓收租。蔡珠祥和張蓮好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處逛逛，張則每天去荔枝公園散步、偶爾和村裡人打打麻將。

蔡珠祥在外漂泊，也許他並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艱辛。一個外姓外地女人在村裡孤立無援，舉目無親，最多的時候她做了包括清潔工在內的五份工，生活仍艱難坎坷。1982年，她用自己打工的積蓄和丈夫寄回來的錢，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棟兩層小樓。在幾個受訪的村民記憶中，這個女人的性格也越來越“硬”，有時候甚至執拗，很難說話。她在村裡很少和別人搭訕，也很少與人產生矛盾，每天早出晚歸，行色匆匆，異常忙碌，臉總是繃著，前額的頭發倔強地立著。她就像熱鬧的蔡屋圍村中的獨行者。

1992年，深圳開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4萬多持農村戶口的“農民”一次性轉為城市戶口，在原村委會基礎上也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參與分紅。但是，由於張蓮好不是“本村人”，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所以他們二人均不能參與村股份公司的分紅。雖然，農村變成了城市，村民變成了市民，但教育、醫療、養老等均沒有納入城市化管理，村股份公司也沒有擺脫以宗親為紐帶的血緣股、家族股等。

由此，深圳的農業已經基本消失，城中村的村民們在祖先留下的地上“種”越來越高、越來越大的房子，他們走上了這條毫不專業的房地產經營之路。一開始，蔡珠祥對無業兒子的前途十分擔心，兒子甚至買瓶啤酒都要問張蓮好要錢。1990年前后，和村裡人一樣，蔡珠祥也投入了第一輪的搶建風潮中，將自家房子加蓋到四層，外牆上貼了光潔的瓷磚。村子裡住滿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滾滾而來的租金讓蔡珠祥覺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麼不值，他也不再擔心兒子的未來，因為靠房子收租，根本不需要工作。

整個城市的開發改造帶動了蔡屋圍價值的提升，原住民成為了最大的獲益者。

此后，隨著越來越多涌入的外來租客，村裡的房子也不斷“長高”。1996年，蔡珠祥和張蓮好花了100萬元，將之前的小樓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層小樓。村裡的樓房多方正，六七層高，除了一道樓梯外，所有的空間都被分隔成一個個單獨的房間，分別出租，每間租金600-1200元不等。在村裡人的小樓中多是一房一廳等“小戶型”時，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婦則選擇了三房一廳的“大戶型”。也許是因為蔡珠祥認為，“大戶型”更加氣派、風光，也顯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見過世面，與村裡人不同。闊綽的大開間套房確實讓他們在村裡風光了一把，但是到了實際出租的時候，每平米的實際收益和出租率卻不如小戶型。因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他們之需要一間房，一張床，卻不需要落腳點有多寬敞、多舒適。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廳的小戶型，6層小樓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每月坐地收租總額至少要比現在的萬余元翻一倍。

盡管如此，蔡珠祥和張蓮好仍舊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處逛逛，張則每天去荔枝公園散步、偶爾和村裡人打打麻將。也許是巧合，他們擁有的深圳市羅湖區蔡屋圍老街坊12號小樓，正是后來建成的京基100大廈的大堂位置所在地。

釘子戶

蔡屋圍城中村拆遷改造中絕大多數村民都選擇了產權調換方案，蔡珠祥家是個例外。2006年9月15日，推土機推進蔡屋圍村，蔡珠祥一家開始了釘子戶生涯。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

2003年，經人民銀行總行同意，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提出要擴建。擴建涉及蔡屋圍原居民的拆遷和安置，考慮到原居民提出原地安置的要求，市政府研究決定以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擴建為契機，對老圍片區進行整體改造，打造蔡屋圍金融中心區，同時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項目批准立項后，2004年被列為深圳市以及羅湖區的重大項目。2004年，蔡屋圍集團公司與京基公司簽訂了房地產開發合同，近46萬平方米土地即將拆遷開發，蔡珠祥的房子也在其中。

當時提出的補償安置方案是：1、產權調換。按現狀查丈建筑面積“拆一補一”，回遷房的產權形式是市場商品房﹔2、貨幣補償。按現狀查丈建筑面積，補償價格是6500元/平方米﹔3、產權調換和貨幣補償相結合。120平方米以內的部分，加上獎勵獎金，貨幣補償價格相當於12000元/平方米，剩余部分可選擇原地回遷﹔4、原地回遷部分，過渡期內租金補償為25元/月·平方米。

彼時，蔡屋圍城中村拆遷改造是深圳市大規模改造城市中心城中村的頭一遭，一開始並不順利。負責拆遷的京基公司的工作人員伍青山記得，許多村民都採取了觀望政策，因為不少人擔心房子一旦拆了，補償是否能夠兌現。甚至還有少數村民以1萬元/平方米的價格將物業轉讓給他人。

直到開發商提出一個附屬方案：以1.2萬元/平米收購村民原有物業一層，馬上支付現金約140-160萬元不等，用於村民在拆遷過程中過渡性購房，其余物業則等待幾年后回遷房“拆一補一”進行產權調換。2006年，深圳市平均房價不足1萬元/平方米。這個方案對於拆遷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2007年4月，386戶居民中，380戶簽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絕大多數村民都選擇了產權調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