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時報】中國未來十年將因網絡發生巨變【2】

記者問他，為什麼會有這種論斷？布裡賽做了如下回答。

對於中國領導者，一般的被政治學家們分為保守派與改革派，但事實上比這要復雜，它不可能像法國一樣分為左右兩派，因為中國比法國大得多，她地域遼闊，環境復雜。布裡賽引用其好友、經濟學家丹尼爾·哈伯（Daniel Haber）的話說，中國政治生態中還存在“開明的自由派”。在中國，經濟的發展無疑受到了領導者意識形態的影響。然而，究竟誰在領導中國？在西方國家，是總統或總理在管理國家，而在中國，卻是集體領導。我們不能說胡錦濤或者溫家寶在領導中國。因此，這也導致了權力與戰略的不透明，這種不透明對國家發展有利還是有弊呢？當然透明一些比較好，透明才有利於持續發展。

“但是，”布裡賽話鋒一轉，“中國未來十年將因為互聯網而改變。”他認為，互聯網已經進入移動時代，手機與微博等結合，讓信息的傳遞更加快捷、覆蓋更廣。政府一些部門或許可以審查，但是這是一場必敗的“戰役”。所以，我相信中國領導者的智慧，他們會進一步給予人民更多的自由。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布裡賽說，“十年”在中國歷史上有特別的意義，中國近代史上的1927年到1937年，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基建、文化、教育、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軍事等項目上皆有一定成就﹔而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間的這十年，是中國經濟狂飆突進的十年，是改革運動最后實踐的十年，也是中國以世界貿易組織(WTO)語法規則參與全球化的十年。

也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是有周期性的，作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希望中國向好的方向發展，在未來的10年，我希望讓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看到，中國所走的有特色的中間道路是可行的，並且是一種可以持續發展模式，並成為一種發展模式。

“通過溫家寶總理的報告，我們也能看到未來十年將要發生的變化。”布裡賽認為，一些政治分析家認為，溫家寶的改革力度不夠，其實，在政治層面，他是溫和平靜的。（而這個平靜又是何等的重要）﹔在經濟層面，卻是驚天動地的。他引用《回聲報》的數據來証明：回顧中國十年的變化，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10.7%，其中有六年實現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在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2009年依然實現了9.2%的增速。這一時期的年均增速不僅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於改革開放以來9.9%的年均增速。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可以預見，下一個十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會繼續。

“關於溫總理的報告，我有三點思考。”布裡賽顯然仔細閱讀了政府報告，“第一，中國要從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他認為，腐敗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因為它已經侵害到了中國的各個層面，並形成一個“網絡”。而反腐敗斗爭又是非常艱巨的，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但中國政府必須直面腐敗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案。因為，輿論的壓力正在擴大，而這種壓力又是前所未有的。已故的法蘭西院士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先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寫了一本題為《當中國醒來的時候，世界會顫抖》的書，讓他名聲大噪。但是布裡賽認為，對於中國來說，應該說“當民眾醒來時，權力會顫抖。”對於這一點，我相信中國領導人以他們的智慧，會清楚地看到，並能處理好這個矛盾。

布裡賽談到的第二點是環境治理問題，他說，溫家寶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表示要下決心解決好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大氣、水、土壤等突出環境污染問題，並用實際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這句話讓人們看到了政府的決心。布裡賽說，中國經濟在快速地發展，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也可以說是高昂的代價。同樣，治理環境問題，同樣還要付出高昂代價和持續的努力。而中國政府已經表示會付出這種努力。

布裡賽最后談到的是不平等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無論是在法國、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你看現在法國的不平等現象多麼嚴重，很多罷工游行都是因此而來。而中國的情況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制度化不平等，中國政府必須打破這兩種不平等。中國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很大差異，政府要平衡這個差別。我們知道，中國以前的財富來自出口，政府應該想辦法讓民眾消費，比如要讓那些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的農民工去消費，這才能刺激內需。要達到這個目標，又是一個系統工程，政府的社會保障要到位。他認為這個目標將在未來十年，得到實現。

布裡賽（Bernard BRIZAY）簡介

貝爾納·布裡賽生於1941年8月4日，獲得文學、藝術史和歷史學士學位。除此之外，他還獲得過巴黎索邦大學歷史學高等研究文憑。

從1969年到1976年，他做過《企業》（Entreprise）雜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專欄記者，《新經濟學家》（Nouvel conomiste）的特派記者。1977年，他由艾森豪威爾基金會提供資助，在美國度過了六個月的時間。從1979年到1982年，擔任《費加羅》報（Figaro）的特派記者，從1982年到1990年，擔任《巴黎日報》（Quotidien de Paris）的特派記者。從1991年到1997年，他擔任《瑪麗雅娜》（Marianne）雜志的總編。自從1997年以來，他主要以藝術批評家的身份，為各種報紙和雜志寫文章。

他寫過幾部歷史、政治和經濟的著作：《資方》（1976年），《美國資方》（1979年），《何為失業者？》（1979年）以及《圓明園大劫難》（Le Sac du Palais d’t）（2003年）。1997年，他創立了貝爾納·布裡塞出版社。2013年，其新書《法蘭西在中國》面世，並將出版中文版。

2005年以來，他擔任巴黎中國文化中心出版的季刊《塞納河邊的中國》的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