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教育公平當務之急是讓薄弱學校有好老師

　　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教育公平一直是兩會的熱點話題。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進一步深化教育綜合改革，著力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進一步促進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被認為是最基本的社會公平，教育不公也被認為是最大的不公。其中，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尤其被關注。

　　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言時說，促進教育公平，當務之急是盡快解決縣區內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問題。

　　當務之急是讓薄弱學校有好老師

　　新京報：教育發展不均衡，以地區間差異尤為突出，例如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學校間的差距，這些是由哪些因素造成？

　　朱永新：最大的原因就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教育投入的不平衡，而投入的不平衡，就體現在學校硬件設施和學校建設標准的差別。

　　所以我今年提出，要建立一個國家教育標准。隻要是公辦學校，無論在東部還是西部、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應該按照一個基本的教育標准來配置。

　　但有一個標准至關重要卻很難配置，那就是教師。決定教育的是教師。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教師待遇也不一樣，這就造成了優秀的教師在西部和農村留不住。就像我們小組討論時所說，普遍存在“孔雀東南飛”，連麻雀也在東南飛，隻要能飛的都飛了。

　　解決教育公平的問題，最大的困難和挑戰，也是最當務之急，就是教師的問題，就是讓農村、薄弱學校擁有好的老師。

　　新京報：建立學校的基本標准，來彌合學校間的差別，是要建立國家標准嗎？

　　朱永新：我們國家這麼大，不可能一個模式。但可以建三個標准。一個是基本的，也是最低標准，隻要是學校就該達到這個標准。按照生均配備，圖書、實驗室、操場、活動室等等。所有設備，哪怕是一個人的學校都要達到，這個是國際慣例。

　　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有中等和高等標准。像上海、北京等發達地區不能滿足於最低標准。國家去考核，不是考核好標准，而是最低標准，確保底線。

　　新京報：實際上西部一些城市裡個別中學，比東部的農村學校，甚至比東部部分城市學校條件還好。談及地域發展不均衡時，又怎麼看這種現象呢？

　　朱永新：這就是所謂的“縣中”現象。現在有些“縣中”的教育經費超過了這個縣其他學校所有經費的總和。這是長期以來“錦上添花”的政策造成的，就是重點學校政策。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基本上走的是“錦上添花”的路線，不斷強化效率優先，不斷地幫助重點學校越來越強。

　　建重點、評重點，一些地方評五星、四星、三星學校，以及示范性學校。上面來評，下面就要應對。所以就拼命往重點學校投錢，讓這些學校去拿牌子。這就造成了兩極分化的教育怪相。

　　學校間可以“手拉手”對口支援

　　新京報：剛才提到要讓農村、薄弱學校擁有好的老師，這個要如何實現？

　　朱永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有好的政策，肯定也能讓好老師下去。主要還是靠國家的政策，來保証鄉村薄弱學校有最好的老師。

　　我提出了幾個辦法。第一就是學校與學校間的對口支援。我覺得“手拉手”是中國一個很好的傳統和方法，但一直沒有做起來。如果所有城市的好學校，能對口支持一個農村薄弱學校的話，那將是一個偉大的工程，而且完全能夠做得到。財政可以拿一筆資金來支持，用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第二，就是建立“學校共同體”。在同一個區域內，讓當地好學校和薄弱學校之間建共同體，十年前我在蘇州曾進行過這樣的試驗，效果非常好。現在杭州、北京等地也在嘗試建學校共同體。

　　第三，我主張組織全國的退休教師到這些地方去支教。這塊資源其實很大。現在女教師55歲退休，男教師60歲退休，他們的教學經驗非常豐富，他們的余熱卻很難發揮。國家可以將此作為一項工程來推動。

　　其實國家還可以採取很多辦法來支持，包括提高農村教師津貼。可以保証在農村教書的錢比在城市的錢多，至少在同一區域內，農村學校的老師比縣城學校的老師待遇要多得多，等等。多管齊下，就能逐步解決這個問題。

　　可建信息數據庫作為政策依據

　　新京報：目前國務院轉發了教育部等幾個部委的文件，來解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問題。從現在各地出台的政策措施看，節奏是不是有一點緩慢？

　　朱永新：總的來說方向是對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應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權利。

　　之所以政策的開放度不夠，我覺得是因為對“家底”不清楚，心中沒數，到底能開放到哪一步，不是很清楚。

　　新京報：現在在提“教育公平”時，似乎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特殊人群。在“教育公平”中，對他們的關注是不是少了些？

　　朱永新：是，對特殊學校的教育的關注是不夠的，應喚醒全社會對這一人群教育的關注。針對特殊學校的教育，國外現在很流行的是融合教育，因為特殊人群也要融入社會之中，所以好的特殊教育不是把特殊人群關起來單獨去做。北京市殘聯在這方面在做一些嘗試，這個方向是對的。

　　新京報：在教育決策時，有時出發點是好的。但從政策執行結果看，出現了不利於教育公平的情況。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農村的撤點並校，學校遠了，甚至出現了一些學生輟學問題。如何避免類似現象？

　　朱永新：第一，就是要加強決策的科學性。不能出台一個政策就立即全國推廣，不能搞一刀切，應在不同的區域選擇不同的點試驗，逐步推廣。一個政策要是一出台就大面積推開，很容易出問題，因為中國各個地方差別太大。

　　第二，就是要摸清家底，增強政策的針對性。為什麼很多政策會出現“一放就亂”？就是因為很多情況沒摸清楚，針對性不強。

　　今年我專門寫了一個提案，就是關於建立國家教育數據庫。我設想的這個國家教育數據庫裡，每個學生的信息都能很清晰地找到，每個學生的信息有變動時，也能實時跟蹤和更新。這樣制定政策就有基礎數據依據，有針對性。

　　最大的不均衡是起點不均衡

　　新京報：高中階段大家感覺到不公平，可能就是進入大學的機會不均等？

　　朱永新：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國家進行逐步調整。在國外，不同種族、不同區域有配額制度，就是要保証不同的社會階層都有機會進入大學。現在大家開玩笑說，北大是北京人的大學，這個就有問題。

　　我覺得，國內的中央財政支持的部屬高校，應按照區域的人口來分配名額。像北京市的市屬大學，是以北京市的財政支持為主，可以對北京當地考生予以傾斜。關鍵要看用誰的錢來辦的大學，納稅人的錢是根本性的問題。這方面，還要逐步進行資源配置的調整。

　　新京報：在談論教育公平問題時，談得較多的是義務教育階段不均等，或高中生入大學機會不均等。其實高校間發展也面臨不公平的問題。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會更關注基礎教育階段的問題？

　　朱永新：最大的不均衡是起點的不均衡。在農村學校、薄弱學校，學生受的最基本的義務教育就差。如果他們沒有接受良好的，也是最基本的義務教育，以后會連生存能力都出問題，就更別提競爭力了。所以我覺得，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就是要往前移，要往義務教育去移，往小學階段去移，甚至往學前教育階段去移。有了比較好的早期教育，才能為今后的公平創造基礎。整體來講，整個教育都要講公平，但義務教育的公平是整個教育公平的基礎，因此它是最關鍵的。

　　農村學校、薄弱學校，學生受的義務教育就差。如果他們沒接受良好的、也是最基本的義務教育，以后會連生存能力都出問題，更別提競爭力了。所以我覺得，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就是要往前移。（記者 郭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