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后4%時代：未來教育投入要建峰還要填谷

　　連續11年列席全國政協會議的財政部教科文司司長趙路，每年兩會被問到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4%賬單是怎麼算的？

　　今天，他又一次回答了這個問題后，一位政協委員驚訝地說：“十多年居然淨增了近兩萬億！”

　　2012年，國家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4%。1993年提出、原定2000年實現的這一目標，在遲到了12年后，終於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

　　4%是多少錢？按照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計算，4%是21994億元。而2000年的財政性教育經費隻有2500多億元。

　　趙路對教育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晒出的賬單是，財政性教育經費約有96.5%來自公共財政，3%來自政府性基金——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土地出讓收益等中的教育基金。另有0.5%持續萎縮的部分，是校辦企業返還的一些利潤和國有企業辦學經費。

　　他說，我國的教育支出已是財政中第一大支出，佔比在發達國家中僅次於美國。這反映了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但是，在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看來，4%僅僅是“及格線”而非“錦標線”。投入雖然增加了，但除以一個13億人口的分母，就很小了。對比世界4.9%的平均水平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6.1%的水平，這僅是一個新的開始而遠非終極目標。更何況，我國教育投入長期以來低位徘徊，各級教育合計仍有數以千億元的欠賬，未來的教育投入不僅要“建峰”，還要“填谷”。

　　趙路也對委員們強調，4%在國際上並不高，尤其從人均來看。但為了達到這個數字，許多省2011年、2012年的教育經費以30%、40%甚至50%的速度躥升。

　　4%帶來的直接效應是免費項目更多了。1.3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和約2800萬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除了學雜費，從2012年開始，中職教育免學費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農村學生。按教育部的說法，這筆錢用在了“補短板、促公平、提質量”上。

　　根據財政部預算安排，資金向農村、貧困、邊遠、民族地區傾斜，向義務教育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傾斜，向教育發展的薄弱和關鍵環節傾斜，向家庭困難學生和促進教育公平傾斜。

　　教育部財務司副司長田祖蔭說，對於4%，義務教育跟非義務教育階段感受不一樣，城市與農村也不一樣，這說明財政性教育經費在調整結構。

　　趙路為4%大致畫了一張“餅”：義務教育佔52%，高等教育佔21.3%，高中階段教育佔9.7%，中職佔6.8%，成人、學前等其他教育加在一起是8.8%。農村義務教育在整個“大餅”中分量最重，有32%。

　　一些委員擔心，超常規的增長之后，4%能否持久？趙路說，“教育是法定增長，隻能往上加磚頭。”

　　4%實現了，但是后4%時代並不輕鬆。趙路明白：“在某種程度上，用好、管理好資金的任務比實現4%還難。”

　　在教育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閔維方委員看來，30年來，中國教育經費長期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額度不足，二是使用效率不高。“現在國家增加這麼多錢，更應該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

　　在他看來，國內的經費分配方式依然比較粗放。以高校為例，綜合定額加專項補貼，還有學生數，最后一乘就是給學校的錢數了。而發達國家採用的是反映教育成本行為的撥款公式，對教育成本進行分解，比如教學支持、工資、業務費、后勤保障費。不同類型的學校在運行中，不同科目發生成本的規律不同。這樣的分配更透明。“我們總體還沒形成嚴密科學的反映教育行為客觀規律的撥款公式。”

　　閔維方調研時發現，有的學校實驗室蓋好了，像寶貝一樣鎖著，每周就開放10來個小時。“這個效率太低了。”

　　他建議建立經費使用效率的審計制度和預警機制。他說，我國對教育經費的審計目前只是看是否違規，對使用效率的審計仍然缺位。政府要注意各個學校的經費使用是否在合理范圍內。

　　投入的加大，對教育財務人員提出了更高要求。4個多月前，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受教育部委托，對教育部直屬大學主管財務的副校長、財務處長進行培訓。授課教師陣容相當豪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哥倫比亞大學教育成本效益研究中心主任及國外大學主管財務的校長。

　　主辦方發現，這些重量級學員不缺財務知識，但是未必懂教育，有的連基本的教育效益和效率概念都分不清楚。

　　趙路說，管理重心應該下移，因為教育經費的大頭都在基層，特別是基礎教育，基本是縣區以下的職權范圍。這個層級的經費使用管理任務特別重，制度、隊伍、監管手段等很多方面都跟不上去。

　　在這位財政官員看來，“用好管好”的概念，就是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如今應試教育、擇校、行政化、發展不均衡等為人詬病的熱點問題不少，“怎麼把投入轉化為教育的科學發展，轉化為綜合改革，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用出應有的效益來。這是最難的事情。”

　　河北師范大學副校長王長華委員說：“經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去年，教育部成立了一個以改革命名的司——綜合改革司，在國家部委中比較少見。從去年年底，教育部幾場黨組會集中研究綜合改革司提交的綜合改革方案。各個司局也都在提交各自領域的綜合改革方案。

　　前不久教育部下發的2013年一號文件還是這個主題——改革。一個更直接的聲音是，今后幾年，教育部的一號文件都會是深化改革。

　　改革中，上海市教委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印杰關注兩個問題：一是教育質量，二是教育均衡。

　　若不解決均衡問題，就不難找到這樣的對照：相距2000公裡的湖南省鳳凰縣稼賢村小學跟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小學如果站在一起，就像一個皮包骨頭的窮孩子跟一個健美運動員站在一起。

　　一位外國元首參觀史家胡同小學之后，在該國數百名市長參加的會議上流了淚。他羨慕，如果該國能有如此好的教育，怎會不富強？

　　然而直到今天，稼賢村小的現狀仍然讓見者落淚。大山裡孤零零的一棟兩層小樓，沒有圍牆也沒有門。裡面是一些年代久遠的破爛桌椅。

　　改革開放30多年以后的中國正面臨這樣的情況：孩子們有的在世界上最闊氣的校園裡吃冰激凌，有的在最寒酸的教室裡喝涼水。

　　4%能給稼賢村小這樣的學校帶去溫暖嗎？有一年冬天，趙路來到一所寄宿制學校，看到窗戶上居然沒有玻璃。“你舍得讓自己的孩子冬天住在學校，沒有玻璃麼？”

　　經費充足了，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趙路說，沒有玻璃的窗戶折射了管理的漏洞，也照出了一些人“對教育的感情”。“義務教育不僅有最低標准，還須有限高標准。”他透露，財政部和教育部近期正在商談此事。

　　本報北京3月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