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亨利保爾森,喬恆譯)文章:中國本周宣布了新的經濟班子,這將為重要的金融自由化打開一扇窗並對中國領導人的改革承諾構成初步考驗。
中國處於有利的位置,可汲取上世紀改革的豐富經驗。為何跟上世紀90年代相關?其一,當時的改革有些是亞洲金融危機促動的。當時面對境外的經濟動蕩,中國無法置身事外今天更是如此。中國8萬億的經濟,不可能不受總量達35萬億美元的美歐日經濟的問題影響。其二,當時北京面臨一場信譽危機,那種情況下,公眾的期望很高。如今,他們的期待再度攀高,部分原因在於,盡管中國已取得種種成就,但在當前增長模式下,新興中產階級得到的回報日減。
如今北京有充分的動機進行改革。不論最終誰擔任什麼職位,我與之共事十多年的中國高官都明白金融改革必須在把中國從儲蓄之國轉為投資之國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中國民眾缺少投資渠道,加上通脹和存款利率低,意味著存款回報是負數。與此同時,中國公司,特別是國有企業卻能獲得低於市場利率的現金。這種廉價資本的過度供給消除了企業長遠競爭力所需的市場約束,也削弱了經濟效率,因為妨礙了資本流向生產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
當前的全球挑戰顯示,中國有必要進行更大膽的金融改革。值得肯定的是,北京已取得重大進展,如銀行重組、資產管理和監管體系
但近年的全球市場動蕩令改革的緊迫性增加而非減小。改革將帶來政治和經濟風險。但若不深化和改組資本市場,中國無法應對潛在的發展挑戰。行動太慢造成的風險超乎許多中國人所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