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習李時代：中國人期待什麼？

局勢解讀

2013年3月14日，中國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已經正式選舉出了中國新政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擔任中國政府總理。至此，歷時已經十年之久的胡溫體制正式宣告曲終人散，中國政治迎來了“習李時代”。未來十年對中國的崛起進程來說可謂至關重要。

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型模式已經出現疲態，中國經濟想要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中國國內的市場培育和經濟要素發展必須走上一條新路﹔“國退民進”將是考驗未來中國經濟是否將產生持續活力的關鍵詞。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積累起的各種政治、社會和經濟矛盾和問題已經漸趨“臨界點”。如果新政府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走出新路子，中國今后不能排除內亂和革命的黯淡前景。此時此刻，歷史將引領中國人繼續崛起和走向繁榮、法治和民主之路的重任，放到了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肩上。未來十年中國政府是否能夠有所作為，很可能將決定整個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命運和世界的權力格局。

中國人對於“習李時代”的期待並不復雜、也不會討要得更多。習李時代的當務之急是必須下定決心，提升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治理模式的效率，這是中國政治改革真正的磨刀石。

事實上，中國遠遠沒有走到西方式的政黨競爭、三權分立和民選政治的時代。這不是因為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國必然水土不服，也不是中國民眾不認同西方的民主與自由的理念，而是中國政治的現實和中國巨大的地域與社會層級差異，決定了中國在民主和自由進程中隻能“曲線救國”。但是，中國的當政者應該頭腦清晰、思維犀利，應該痛識中國今天的問題所在。這一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共主導的政治體制按照現有模式繼續維持下去，不僅政治和社會成本越來越巨大，而且也將實質性地拖累中國的經濟發展，妨礙中國經濟增長必然要求的社會和民眾創造力的釋放，以及滯后一個中國呈現崛起勢頭時應該同時繼續維持的進步和創新的勢頭。說白了，今天中共體制不變革，中國今天的官僚體制、一切唯官是舉的政治和社會運作程序、以及以“升官”、“保官”以及“做官”為核心的資源配置體系，都將極大扼殺中國本應展現出的創造力和進步進程。結果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政治和社會成本持續擴大。終有一天，這一體制將不得不以政治突變、甚至動蕩為代價來重新回歸正軌。

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地地道道的“官治”。上層官員的態度和立場，常常決定性地決定中國下層官員的作為和選擇。為了保証政府權力系統中現有的位置和未來升遷的集會，這一“官治體系”的最大特點是一切謹小慎微、一切唯官是從以及一切擔心會丟官失官。其結果，政府權力系統中應該具有的起碼政治倫理和責任政治，很大程度上都變成了彌散在社會各個角落的“官場政治”。在這一過程中，官員不僅少講個性、難講創新，更是將各級官員本來應該具有的精英意識變成了如何保証晉升途徑和機會的官場文化，將各級官員應該勇於擔當和勇於負責的責任意識，變成了基本按照文件和口徑辦事、少講官員主創精神和獨立人格的庸人政治。

中國政治的官治體系，同時又被兩個因素放大：一是中國政府的權限過大，掌控和分配資源的能力過大，想要繼續延續政府機制主導來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的信心過大﹔二是中國政治中的官員權力缺乏有效的制度機制的制約和約束，薄熙來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雖然網絡時代民意勃起、言路已開，但信息時代不可能自動帶來中國的責任政治。

中國的“官治體系”母庸諱言在中國過去34年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當中國決定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中國政治的“官治體系”確實讓各層官員都以搞活和搞好經濟為中心任務和目標，產生了經濟增長的巨大政府助推力。但問題是今天中國存在“官治體系”的同時，市場和政府的利益交換機制空前發達，中國的“財富體系”對“官治體系”的依賴越發深厚。各種大型國企、央企普遍存在著的壟斷和特權，就是典型代表。不解決今天中國龐大、臃腫而又過分自信的“官治體系”，中國現有治理模式的效率和創造力，隻會下降、不會上升。這不僅決定性地在削弱和影響中國崛起的巨大“正能量”，也在浪費、甚至無謂地消耗中國35年改革開放積累起的巨大資源。對於中國解決內在各種社會緊張關系和提升政府公信力來說，“官治體系”不整頓，中國一切創造性的活動都將受到束縛。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國的崛起，正在遭遇更加嚴厲的國際競爭和國際壓力。中國如果不能從自身的這一“官治體系”中解放出來，中國首先難以正視自身存在著的各種問題，就難以從上到下下定決心革新除弊，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形象也將難以真正有所躍升。因為這一“官治體系”是個徹頭徹尾的自我利益體系。除非有最高層的官員的發話，並不存在這一體系與世界媒體、中國自身的公民社會之間流暢、及時的信息交換，也難以存在迅速而又有效的行為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