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戶籍改革將分類推進：小城鎮落戶限制擬放開

　　原標題：有序放開中小城鎮落戶條件

　　4月底，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將在北京召開。搶在這次會議之前，城鎮化背景下的戶改思路也已初見路徑。

　　日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表示，按照分類推進的基本原則，政府有望全面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小城鎮落戶限制。

　　這意味著，首先有望受益的是3000萬舉家搬遷進城的農村人口，受益的次序是由地市級及以下城市向大城市漸進，今后我國的人口管理將走向戶籍制度和居住証制度有效銜接的制度。

　　在與之相關的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我國可能把人均城鎮建設用地100平方米作為一個重要的控制指標，同時還將探索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挂鉤的政策。

　　戶改分類推進

　　徐憲平表示，我國將會“逐步剝離附加在戶籍上的福利待遇，健全戶籍制度和居住証制度有效銜接的人口管理制度”。

　　徐憲平表示，未來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戰略任務，“第一就是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決現有2億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萬農民工的半市民化問題。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按照分類推進的原則，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全面放開小城鎮的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小城鎮的限制”。

　　徐憲平還表示，我國將會“逐步剝離附加在戶籍上的福利待遇，健全戶籍制度和居住証制度有效銜接的人口管理制度”。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敬也在會上表示，“隻要有固定的住所和置業，地級以下的城市，已經有限度地放開了，戶籍制度改革最難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十八大做了加快戶籍制度的決定，所以僅僅是重復已有的政策，應該說意義不大﹔從這個方面來講，我覺得戶籍制度改革，實際上從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不僅是面上的擴展，更加是改革逐步從外圍向核心前進的過程。”黃守敬說。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認為，戶籍制度改革是個逐步釋放的過程，“我們到北京、上海的街頭，能看到很多開飯館的業主，包括很多小企業家，他們來自農村，在城市已經生活很多年，就差一個戶口，這些舉家搬遷到城市的農村人口有三四千萬，如果從減少改革難度的前提出發，為什麼不把這些人口一次性轉化為城市人口呢？”

　　李鐵表示，歐美國家在一定時期內會對外國移民進行大赦，中國的戶口大赦目前還沒有過，“就算不能全部解決，首先解決其中的1/5甚至1/10的戶改，對原住民的利益損傷也不大，是可以做到的”。

　　土地：存量調整代替增量

　　要把人均城鎮建設用地100平方米作為重要控制指標，避免走攤大餅式的老路。

　　對於新型城鎮化來說，目前的土地制度不可持續，已經形成共識。關鍵在於如何進行改革，目前來看，思路就是用調整存量的方式代替增量發展的模式。

　　“我國人均平原面積隻有800平方米，絕大多數的事情都要在這些面積上做文章。”楊偉民表示，“今后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土地城鎮化方面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在存量上做文章，不要再去做增量的文章”。

　　楊偉民明確表示，“要減少工業用地，適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我國有5萬~6萬平方公裡的生產用地，我們的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的比例是1.5︰1，許多城市更低，工業用地甚至比居住用地還要多﹔但日本三大都市群的居住用地是3700平方公裡，工業用地隻有600平方公裡，比例是6︰1﹔法國大巴黎地區居住用地是1100平方公裡，工業用地是205平方公裡，比例是5︰1。所以工業佔地不能再按照過去的速度站下去，而是要減下來。”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也說，“我國的工業用地比例過高，已經達到26%，在制造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工業用地超過40%，個別城市超過50%，相對於紐約的7%、香港的6%、倫敦的2.7%、新加坡的2.4%，這個工業用地的結構過高了。”

　　胡存智在該次論壇上也建議“用土地存量替代增量”，“就是土地的增加逐步減少，而是在城鎮化過程中用土地的流量來替代，也就是說增加新的建設用地的時候，要消除一部分舊的建設用地”。

　　徐憲平明確表示，“要把人均城鎮建設用地100平方米作為重要控制指標，避免走攤大餅式的老路”，同時還要“探索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相挂鉤的政策”。

　　一位與會專家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城市規模擴張沖動與土地財政密切相關，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農村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挂鉤是一種較好的方式。想要用地指標，先增加人再說”。

　　關鍵在於執行力

　　把每年的土地分配指標和人口戶籍化的指標結合起來，這比什麼都管用，那個地方要地，就得安排農民入籍。

　　也有專家擔心所謂的新型城鎮化搞成一場運動，變成一場災難。

　　“我們不能隻講良好的願望，不討論制度怎麼變革，良好的願望是沒有用的，因為大家面對的都是一些現實問題。”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教授認為，新型城鎮化應該這樣規劃，“比如我們現在農民工有2億多，流動人口還有7000多萬﹔再過20年，我們的城鎮化率將達到75%左右，也就是說至少有6億人需要在這20年裡安排，每年至少要安排3000萬人，這3000萬人怎麼安排？錢從哪裡來？這才叫實打實的規劃。”

　　華生教授舉例稱，國家規定地級市以下放開了戶籍，但長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很多中小城市的外來人口遠高於戶籍人口，沒看到放開戶籍，現在重提放開，誰給錢讓這些地方放開戶籍？這些問題都要落實。

　　“很多政策的執行是有問題的。”華生教授表示，“十八大講我們要區分公益性以及非公益性征地，縮小征地范圍，但我們每天在做的不是區分，而是無論公益、非公益都要同地同價”。

　　華生也建議，要改變我國隻管土地指標不管人口指標、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脫節的現狀，“把每年的土地分配指標和人口戶籍化的指標結合起來，這比什麼都管用，那個地方要地，就得安排農民入籍，比如一畝地安排10個人，安排的越多越好，這樣才有可能把地方政府的行為調整過來”。（李正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