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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批准6名國軍老兵為烈士續:家屬未獲証書和撫恤【2】

2013年05月07日14:24    來源:京華時報        字號:
摘要:汪家強等6名國民黨軍人被陝西省政府批准為“烈士”,其實是2012年3月28日的事。此時,他已犧牲74年。至今這些烈士家屬仍沒有拿到烈士証書。

証明 國民黨也能有“烈士”待遇

商洛市政府將徐治幫等5名抗日陣亡人員的烈士申請統一向省政府請示,文號為(商政字[2012]42號)。汪祥禮等人二次提交材料一年后,商洛才向上申報,又過一年后始獲批准。

“大家都很詫異,國民黨也能評烈士?”張恆道出了社會普遍的心態,雖然1983年就有文件通知,但即便是民政系統,多數政府工作人員對有關政策也並不知情,或持抵觸態度。

事實上,“后死碑”烈士獲批並非孤例。3月28日,原國民黨騎兵4師12團上校團長孫蔭芝,也與汪家強等人同日獲批烈士。陝西省政府隨后解釋稱,追認抗戰犧牲的國民黨人為烈士並非新政策,一直在執行。

張恆介紹,國民黨正面抗戰的歷史逐漸得到承認,1983年民政部出台的(民﹝1983﹞優46號)文件也與此背景有關。據媒體近日報道,國民革命軍40軍39師115旅少將旅長朱家麟是該文件在陝西省的第一位受益者,1988年獲得“革命烈士証明書”。朱家麟於1938年5月11日夜率部掩護全軍從江蘇沛縣突圍,被日軍圍困7層,最后全部捐軀。

多年來,張恆尋訪到了100多位國軍陣亡將士遺屬並協助其申報烈士,“加上這次后死碑的5位烈士,大約有30人獲得了批准”。張恆介紹,追認國民黨烈士還存在幾個方面的難題。首先,文件規定烈士需遺屬申請,且為直系親屬,但大多數烈士即便能確定身份,也沒有直系親屬。“他們當兵時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娃娃,沒有成家,父母兄弟也早已去世了。”

此外,申報材料須有可靠証明。“后死碑”烈士王振峻祖籍甘肅省天水市,其子王寶璽在申報時被要求提交兩項証明:部隊演變過程和犧牲情節。76歲的王寶璽老人十分無奈:“部隊演變過程張恆老師幫我寫了一個,但是怎麼犧牲的誰能証明呢?都一塊戰死了!”他的申報材料仍未獲批。

由於陝西籍烈士佔據多數且申報者眾,經過多年的爭取,不少地方的政策出現鬆動。2009年,山西省平陸縣民政局為所有“后死碑”烈士各出具了一份陣亡証明,成為遺屬們申報烈士的重要文件。此外,遺屬們尋找到一些健在的老人,出具証明材料。以汪家強為例,証明文件來自其祖籍所在的柞水縣豐北河鎮政府、北河村村委會及兩位同村老人。

張恆自己也珍藏著一份革命烈士証明書,頒發時間是2005年12月30日,主人公是他妻子的外公楊世伍。楊世伍生前為國民黨38軍獨立46旅736團2營4連上尉連長,1939年在中條山六六戰役中犧牲。時任獨立46旅旅長的孔從洲后成為新中國開國中將,他為楊世伍寫了犧牲証明。但張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申報,前后也花費了數年時間。“我一直鼓勵大家,一定要堅持,國家有政策,咱們應該理直氣壯地申報烈士!”

動機 不要撫恤要安慰

汪家和父親早逝,17歲的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勞動力。汪家強參軍后,13歲的二哥去給人家放牛,小腳母親隻好帶著殘疾的姐姐和自己挨家要飯。母親死的時候,因無錢安葬,在家中停靈半個月之久。回想起幼年時所受的苦難,汪家和老人一遍遍重復,“姐是個瓜瓜(當地方言,意為啞巴),咱小,要了10年飯啊……”

5位“后死碑”烈士原籍均是商洛農村,汪家強和吳宗樹的家鄉地處深山,至今仍未通公路。迫於生計,汪祥禮2000年前后舉家前往涇陽縣雲陽鎮張屯村,但仍然貧困不堪。如今,老伴臥床不起,兒媳婦精神失常,83歲的汪家和需要每天為她們做飯,照顧一切。52歲的汪祥禮在西安的建筑工地打工,近兩個月隻掙了2000多元。

“為什麼要申請烈士?就是為了給老人一個安慰。”為給大伯申報烈士,汪祥禮往返涇陽、柞水十余次,花費不少、失望更重,但從來未曾想要因此獲得任何好處。汪家和說:“家裡這個樣,他也沒個后人。我是想,等哪天見了母親,得有個交代。”4年間,汪家和成天心懸此事,但得知烈士獲批時,他卻異常平靜。

根據文件精神,國民黨烈士按規定補發一次性撫恤金。王崇新和張恆均証實,獲批烈士后,家人並未得到任何物質利益。

王生才和王振峻烈士的家屬在1939年均曾收到部隊來信,告知犧牲消息,但家人不願相信,多方尋找未果。此后歷次政治運動,遺屬屢遭沖擊,此事更無人敢提。

王生才有兄弟6人,1937年出門打短工時被抓壯丁入伍。2007年,其六弟王生雲著手修家譜,無法寫四哥歷史,引為終生憾事。2009年獲悉烈士歸宿后,王崇新即從速申報烈士。在2011年冬編撰的家譜中,王生才被放到了顯赫位置,突出其烈士身份。數月后,88歲的王生雲老人即安然逝去。在王崇新看來,叔父成為烈士,是給家族爭光,而自己極力申報,更是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

王寶璽仍在為父親的烈士身份努力。父親王振峻當年是小學校長,主動參軍。新中國成立后,隴南地下黨的負責人曾與王家接觸,他懷疑父親也是地下黨員身份。但“文革”時該負責人被迫害致死,王振峻的歷史從此無從查考。

“后死碑”烈士譚清海、趙天彥、傅青山等人的遺屬也仍然在為此奔走,“他們其實就是為了這張紙,告慰先人。”張恆說。

現狀 將逝老兵生活貧困

在銅川市耀州區寶劍村的一眼窯洞裡,89歲的文生明老人不久前失去了老伴。老人曾經在十七路軍從軍6年,能准確地報出自己當年的番號:第四集團軍38軍35師105團1營2連。

文生明記得,自己15歲時被父親送去參軍,1939年隨部隊過黃河到了中條山,“步槍剛到耳朵邊”。在中條山的1年9個月中,他參加了四一七等多次惡戰,成為上士班長、一等射手。“那天部隊晚上偷襲日本人的炮兵團,冷娃們操起大刀穿著單衣裳就走,把他們衛生隊也連鍋端了。”

說起過去的戰斗歲月,文生明興致勃勃,他曾經殺人不眨眼、親手俘虜日本兵,也曾經九死一生。“有個甘肅人黨青山(音),班長讓他裝子彈,一下就給打中了腰。我把他背下去,當時就死了,血染了一身,我又回去打。”

文生明有些后怕,“沒哪天不打仗,當時被槍打死了,就沒了。”后來他又前往河南前線,1943年時部隊被打散,他便回到家中務農。

同在耀州區,93歲的任雲啟已經臥床一年多了。由於年老痴呆,他聽不見也不會說話,無法行動。61歲的女兒任玉琴負責照料父親,過於由於成分不好,老人受盡苦難,“在街上給人家掃地,隻勞動不記工分,挨批斗……我哥哥成績好不讓上高中,氣得不行,1965年就死了……”

在任雲啟2005年寫的一份低保申請材料上,他講述自己從軍的歷史:96軍177師530旅輜重營士兵,1938年開赴中條山,歷經六六戰役等大小戰役60余次,最后突圍時隻剩19人,多處負傷。因生活困難,他請求政府給予補助。馬振驁、謝維藩兩位530旅戰友彼時為任雲啟寫下証明,如今兩人均已去世。

張恆介紹,目前仍然在世的十七路軍將士約有100人,並且在逐年減少。他們大多數人在過去遭到沖擊,生活貧困,得不到政府的認可和幫助。

歷史 3萬“冷娃”戰中條

參評烈士爭議的背后,是一段塵封的西北陝軍戰史。

“七七事變”后,楊虎城將軍被蔣介石以出國考察名義解除兵權,其所屬的十七路軍由孫蔚如將軍率領,轄38軍、96軍、獨立46旅、獨立47旅等部。抗戰全面開始后,日軍集結主力攻佔山西永濟縣城、風陵渡,意欲渡過黃河進犯關中,再窺四川。在此緊急情勢下,孫蔚如主動請纓,於1938年初帶陝軍渡黃河東征,防守在山西永濟至原曲的中條山一線。

“背靠黃河,面對日軍”,張恆介紹,3萬陝軍抱著必死的決心背水而戰,在300裡中條山堅守了近4年,始終未讓日軍越入陝境。“陝軍就像一堵牆一樣阻止了日軍南進,可以說,中條山保衛戰為中國抗戰貢獻巨大。”

資料顯示,十七路軍(其后改編為31軍團、第四集團軍),經過血戰永濟、六六戰役、四一七戰役等多場重要戰役,打退了日軍11次大的進攻。與此同時,陝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2.1萬名將士戰死。

張恆介紹,中條山保衛戰后,陝軍於1941年3月移防河南,鎮守洛陽—鄭州黃河防線。抗戰勝利后,該部先后在河南鞏義、河北邯鄲、四川茂縣全部起義,進入人民解放軍行列。其中一部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一部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軍,該部參加了解放戰爭、解放大西北等作戰。1952年毛主席親自簽批命令,該部為開辟新中國石油建設,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石油工程第一師。

中組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1984年《關於確定原楊虎城部三十八軍指戰員參加革命工作時間的通知》中明確稱,該部是我黨統一戰線的一個典范,雖然形式上是國民黨的編制,但實際上38軍地下黨組織是按照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改造、建設部隊的。

“這是楊虎城的部隊,基本沒有參加內戰,他們絕大多數犧牲在了抗日戰場上,國家也是認的。”張恆曾經100多次回訪中條山陝軍抗日戰場,這支部隊親民愛民的特征鮮明,至今仍為當地百姓傳頌。在平陸縣一個村子裡,十七路軍為了不和老鄉爭吃井水,特意在村外溝裡修了坡路,用牲口馱澗水飲用,村民們至今仍稱這條路為“馱水坡”。

張恆和富平寧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在中條山保衛戰最艱苦的六六戰役中,陝軍被日軍分割包圍在黃河邊,始終無法突圍,最終有1000多名戰士跳黃河殉國。“彈盡援絕,寧死不降。當年陝西兵被稱為‘冷娃’,說的就是這種精神。”

張恆講述起陝軍種種,多次淚流滿面。“他們是為國家、為民族犧牲,為什麼不能得到歷史的承認?”原題:國軍6人獲追認烈士戰友仍待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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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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