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特工家屬時隔60多年獲死訊 烈士追認無音訊【2】

送別

1949年春節前夕，赴台前的侯文理回到了蕭縣老家，見了長子侯希賢一面。

“那天，父親和我睡了一晚，枕在一個枕頭上”，父親摟著當時上小學六年級的侯希賢，告訴他需要到外面執行任務，可能要兩三年時間，“父親讓我在家聽爺爺奶奶、叔叔的話，好好念書”。

侯希賢總忘不了那個夜晚，他覺得父親似乎有心事。父子倆聊到深夜，窗外月亮飽滿，把院子照得發亮。

當時14歲的侯希賢不知道，這是他今生見父親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在徐州火車站，29歲的張勵凡帶著三個孩子將丈夫侯文理送上火車。臨上車前，侯文理分別親了三姐弟，給妻子留下六個字——先保國，后保家。

此后不久，侯希賢收到了父親寫給他的唯一一封家書。侯文理除叮囑侯希賢照顧好弟弟妹妹、做好榜樣之外，還教育侯文理認真學習，為國家獻力。

書信中，侯希賢被要求每天練習小楷、寫日記。侯希賢認真遵照父親的要求，直到師范學院畢業。這個沉默寡言的長子以這樣的方式思念著父親。

父親離開后的日子，侯希賢將四頁信紙帶在身上。后經多次變故，侯希賢一度以為信件丟失。直至1955年秋天，侯希賢拿起一本初中物理課本，這封信從中掉落。

這封家書的落款是1949年9月30日，在侯文理落筆寫信的第二天，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苦守

侯文理走后不到半年，張勵凡收到了侯文理來信，讓張勵凡到香港去。由於當時三個孩子年紀還小，“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錢”，張勵凡錯過了和丈夫的最后一次碰面。

之后，張勵凡帶著三個兒女從徐州回到西安。因家庭變故，原先的家財散盡，張勵凡帶著三個孩子度過了一段艱難歲月。

從小家境優渥的張勵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員的工作，養活姐弟仨和老母親。為了能夠做飯取暖，當時6歲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單位大院外，撿沒有燃盡的煤炭，拿回家燒火。收獲的季節，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裡撿麥穗，補充家裡的糧食。

1958年，張勵凡因十二指腸潰瘍嚴重被辭退，家庭沒了經濟來源，侯希坤還沒念完高一便退學在家。

家裡最困難的時候，小兒子侯希勇的最大心願是吃上一個夾膜。外婆把侯希勇帶到街上的夾饃攤旁，指了指攤位上放的饃，“我以為她要給我買，沒想到她指給我看看就拉著我走了，說看了就等於吃了。”

買夾饃的5分錢都拿不出，讓當時9歲的侯希勇無比想念父親。

1953年左右，張勵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隊，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台灣執行任務。可是，這樣的“組織機密”，一家人並不能對外人講。

幾十年來，侯希勇家的小區院子裡流傳著風言風語，說侯家的父親在外面找了人，不要老婆孩子了。張勵凡一直沉默，不作辯解。一回到家裡，張勵凡就會告訴三個兒女，父親絕不會在台灣成家，“母親說即使父親成了家也是任務需要，組織上安排的，不能怨恨父親。”

一家人因此獲得的“海外關系”，也讓三女兒侯希慧分配工作時一波三折，更讓大兒子侯希賢在文革中被關了三年黑屋。

二月二龍抬頭的日子，是侯文理的生辰，每當這一天，一家人過節時，在邳州的侯希賢總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喝酒流淚。

在西安的張勵凡一輩子最愛看的電影是《永不消逝的電波》。家人說，西安城裡，無論哪家電影院在放這部電影，張勵凡都會早早買票，一個人坐著看完。

“她每次看都會哭，然后跟我們說，‘你們父親就是做這個工作啊’。”父親離開時不到兩歲的侯希勇，對父親沒有深刻印象，但每看到母親看電影時抽泣的背影，侯希勇總覺得心疼。“也不是沒打聽過”，侯家上下曾多次詢問某部隊，得到的回復是：組織也不知道侯文理的情況。

“我活了這麼久，誰都見過了，就是沒再見過你父親，也不知道他現在是什麼樣。”說完這話，張勵凡永遠地閉上了雙眼。時間是2005年，等了56年的張勵凡已年過耄耋，直到85歲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

“就差6年，奶奶就能知道爺爺的消息。”侯文理的孫子侯海波說，西安城南大雁塔附近有個武家坡，坡上有一孔破舊的窯洞名曰“古寒窯”，相傳當年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載，等待丈夫薛平貴歸來的故事，就是發生在此。

在侯海波眼裡，奶奶張勵凡比王寶釧更慘，王寶釧一生命苦，可最終還是等來了薛平貴，“我奶奶呢？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爺爺早已經沒了。”

答復

張勵凡想過千萬種可能，她沒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殺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報。后因被人發現舉報逮捕，自1954年開始，經過4年審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終被國民黨以叛亂犯的罪名處以死刑，時年42歲。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沒說出自己地下黨的身份。“這樣的革命者難道不是烈士嗎？名字刻在紀念牆上了，還不是烈士嗎？為什麼我們走這條路就這麼難？”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綜合科一名工作人員回復此事稱，對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並非區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這是涉台的，省裡沒資格審批，需要民政部來審批，需要由他的單位總參來提交申請。”該工作人員稱，區縣沒有申報權，但區民政局已經將侯希勇的申請打報告給市民政局，“從我們的角度來說他符合條件，但涉台需要部級來評烈。”

西安市民政局優撫安置處處長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況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過，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廳匯報情況，再看怎麼處理。辛女士稱，市民政局並未收到侯希勇的資料，“區民政局可能是對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況口頭上報了，市裡並沒有見到材料。”

辛女士稱，市裡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況后，再按照程序審核資料，“這個事情我們一定會跟省廳匯報，處理好，如果在我們權限范圍內，烈士認定是沒問題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議，將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給了街道辦。

義人

幫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龍，也是當時台灣這場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龍是台灣雲林人，其父1952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時，他僅4個月大。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難者后人郭素貞的提議下，深知失去親人痛苦的李坤龍開始義務收集政治罹難者的檔案。為了能讓這些當年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輕人遺靈重返家鄉，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檔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動中被發現在納骨塔內。

近些年來，除了侯家，李坤龍也一直在幫助其他在台罹難者的大陸家屬，目前為止，他已幫助11名受難者家屬在台灣找到骨灰。

罹難者家屬中，讓李坤龍印象深刻的是劉光典的家屬。劉家姐弟三人帶著勺子，一人一個小絨布袋，每個人從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將父親帶回北京，“看著就想流淚”。

在李坤龍印象裡，在其幫助找到的11名大陸受難者骨灰中，隻有李朋、汪聲、周一粟、劉光典和殷啟輝5人被大陸相關部門評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員失去聯絡，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叛變，二是犧牲。當時通訊斷絕，兩種可能無法得到証實，政治身份也就無法確定。”此時，槍決的照片和執行公文書（判決書）等資料是最直接的証明，但並非每個人都有。這成了申請烈士的最大障礙。

犧牲的台籍地下黨則更難獲得烈士身份。李坤龍所掌握的台籍遇難地下黨人員中，隻有張志忠一人被評為共產黨烈士。當時兩岸通訊斷絕，台灣的地下黨組織來不及將黨員名單送回大陸，認定很難找到依據。

李坤龍說，目前協會發現的大陸受難者中，隻有極少數人的骨灰被家屬找到接回。這也說明，這些人大部分沒有獲得烈士身份。

在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覺得自己是幸運兒，雖然搜集申烈資料困難，但最終還是找到了。“父親生前在大陸的工作情況我們不了解，到台灣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說，他們幸運地得到父親生前戰友和李坤龍的幫忙，“當時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妻兒，很多后人估計都不知道父輩在台灣犧牲了，更別說找回骨灰，替他們追認烈士了。”

李坤龍認為，對於“白色恐怖”期間因政治問題而引發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資料，加以厘清，以作為歷史殷鑒。

如今，李坤龍接觸的被槍決者的第二代，都有著“這筆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態，理念一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國民黨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們還是要國民黨喝下去。”

大約從1994年起，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和處理協會開始組織秋祭活動，地點位於當年槍決死囚的馬場町。

李坤龍記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數都不少，受難者家屬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數最多的時候大約有500來人。

但近兩年來，參加秋祭的人數在逐年減少，“當年的受難者逐漸凋零，受難者二代、三代都不願意參加，記得歷史的人越來越少了。”（京華時報記者王梅發自邳州西安）

(責編：肖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