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特工家屬時隔60多年獲死訊 烈士追認無音訊

留存的唯一一張父親的照片，慰藉了侯希賢許多年。京華時報記者朱嘉磊攝

父親在留給侯希賢的唯一一封信中教導他先愛國后愛家。

846個名字鐫刻在石壁上。“侯文理”三個字被淹沒在名字的海洋中。

1949年，包括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在內的1500多名中國大陸紅色特工遠赴台灣，之后這個群體犧牲過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過去很長一段歲月裡，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連名字都沒留下來。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846個當年犧牲於台灣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紀念牆上。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1950年代在台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時隔60多年，家屬得知侯文理的死訊后，將一份申請烈士的材料遞交相關部門，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獲得官方審批。

紀念廣場上一段碑文為侯文理們的人生做了注腳：別親離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敵而求大同。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后無名。

尋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紀念牆上，當侯媛媛的弟弟最終找到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時，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隊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認了他為國犧牲”。

2013年12月，在媒體報道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英雄名單”中，侯媛媛發現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爺爺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囑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時，北京西山森林公園，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為上世紀50年代在台灣隱蔽戰線工作犧牲的無名英雄，建設了一座紀念廣場，並刻上了846個英雄的名字。

“爺爺侯文理50年代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害，半個多世紀沒人知道，如今終於能告知天下了。”侯媛媛立即打電話給江蘇邳州的父親侯希賢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兒孫們滿懷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馬上就有著落了。

為了給侯文理申請烈士，一家人已跑了兩年。侯文理的確切死訊，他們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環球時報》刊登《追尋在台中共特工遺骨始末為兩岸和平種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黨和特工人員的無主骨罐名冊，編號124號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號為296。那時，侯媛媛就認

定名單中的人為爺爺侯文理。

5月4日，《環球時報》再次公布了《台灣戒嚴時期疑似政治受難者名冊》，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編號：296，籍貫：江蘇蕭縣（現安徽蕭縣），槍決時間：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樓1排3層6號”。

侯媛媛立即聯系了參與報道的記者薛小樂，得到了“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李坤龍的郵箱。

李坤龍回憶，侯媛媛聯系上他時，他並沒有懷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見過較特殊、復雜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書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來信都讓李坤龍覺得字裡行間真摯感人，“她算是賺取我最多眼淚的家屬，很少有受難者的第三代，對祖輩犧牲者有這麼深的感情”。

李坤龍決定提供幫助，最終確認侯文理的遺骸安放在六張犁納骨塔內。李坤龍將所尋的材料一並交給侯媛媛。這些材料包括兩份國民黨的判決書、侯文理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龍的材料后，侯媛媛並未立即打開，“雖然我從沒見過爺爺，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對”。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開了文件夾，看到了侯文理被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歲的她趴在辦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龍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著，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將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請追認烈士。“那是爺爺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軍屬關系檔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將侯媛媛寄來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給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區，一份交給了西安市東關南街街道辦，“街道辦說材料沒問題，已經交給了區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詢問辦理進度，並幾次向區民政局補交父親部隊的証明、派出所的父子關系証明、父親同事的証明等材料。從家到區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騎車大半個小時，這一年，65歲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為資料從民間而來，並不是從部隊得來﹔且侯文理歸總參人員，民政局無法為侯文理申請烈士身份，“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說已經把材料交給了市裡，但市裡回復說省市級別不夠給我們辦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覺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蕭縣應該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驅車將材料送往蕭縣，蕭縣統戰部副部長、台辦主任王靜接待了他們。之后，王靜曾致電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隊開具証明，侯媛媛溝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隊將証明發至蕭縣相關部門。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將廣場名單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蕭縣。材料都交齊了，侯文理的烈士稱號卻不了了之。

“總要有個結論，我們活著的人沒什麼，父親為祖國的統一、為自己的信仰奮斗犧牲，國家不應該給他一個說法。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嗎？”侯希勇覺得，隻有受到了國家的認可，一名軍人的靈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這種想法，在尋找、搜集替侯文理申報烈士的材料過程中，變得越發強烈。

離鄉

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黨，才知道他在國民黨軍隊裡，有個名字叫“侯璨章”。

1935年6月，19歲的江蘇蕭縣人侯文理參軍。侯文理走后不到6個月，在老家趙龍鎮新庄村，他的第一個孩子侯希賢降生。

幼年的侯希賢並不知道父親長什麼模樣。直到1945年，侯文理寄回一張照片。這張長約30公分，寬約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裡，侯文理“穿著軍裝，模樣帥氣”。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侯希賢的親生母親曹氏病故。

第二年，侯文理從遠征軍的戰場歸來，11歲的侯希賢才第一次見到父親，以及和父親一起回鄉的繼母張勵凡和二妹侯希坤。

之后，侯文理帶著妻子和四個兒女回到了其部隊所在地西安。1946年和1947年，侯希賢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繼在西安出生。

軍隊隨著戰爭轉移，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遷徙。1947年離開西安后，侯家輾轉上海、金華、杭州、南京、徐州等地。

大陸基本解放后，幾名八路軍來到家中，張勵凡以為八路軍此番前來是要逮捕侯文理，“嚇得要命”。

隨后，侯文理淡定邀請幾名八路軍入座，這才道出其真實身份，“不用擔心，這是我們自己的同志”。

和幾名八路軍出去后不久，侯文理回來時一身國民黨軍官服裝已換成了八路軍軍裝。“父親回來后，讓母親打開了平日裡她出席各種宴會用的梳妝盒，底層居然有個夾層，父親說，平常都是用母親的梳妝盒送的情報。”侯希坤印象深刻，聽完父親的話，母親嚇得癱坐在了地上。

一家人后來才知道，10多年來，在國民黨軍隊裡的侯文理，原來是中共地下黨。在國民黨軍隊裡，他有另一個名字，叫侯璨章。

別名

戰友曹藝很了解在國民黨軍隊裡的侯璨章。

曹藝的女兒曹景滇介紹，1937年，曹藝受命於朱德，作為共產黨派遣打入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回到白區工作。當時的陝西省委書記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作為曹藝的單線聯系人。

回到國民黨軍隊后，曹藝為國民黨輜汽六團少將團長。侯文理改名侯璨章，在曹藝部下任職，曾受訓於國民黨陸軍輜重兵學校軍官隊四期。

為八路軍建立機械化部隊輸送人才、物資，是兩人在輜汽六團活動期間接受的任務。兩人曾利用國民黨的汽車部隊，多次向延安運送革命進步青年，接送延安軍政領導往返陝北道上。

1937年至1948年間，侯文理和曹藝隨中國遠征軍一起到澠池、桂林、貴陽、河池戰斗，其間更遠征印度、緬甸，大敗日寇后，又輾轉昆明、貴陽、洛陽、鄭州。

離開輜汽六團后，侯文理到了浙江龍游湯恩伯的二線兵團203師臥底，任該師中校警衛營長。1949年4月，侯文理同曹藝一起策動金華蔣軍203師部隊起義，並將機械化設備等交付給解放軍二野。

之后，曹藝將軍與侯文理兩人先后到南京二野。當時的敵工部部長袁血卒安排侯文理進入大西南潛伏，做瓦解敵軍機械化部隊工作。由於密探密報，侯文理被特務抓捕。被捕期間受到酷刑，“侯文理沒有透露過自己的身份及我黨我軍的機密”。因抓無實據，侯文理最終被釋放。

1949年，解放軍在大陸戰場取勝的同時，舟山、金門之戰卻艱難至極，甚至失利。這一年，先后有1500名“紅色特工”被派赴台，他們喬裝成商人、難民、小販、敗軍，混入數以百萬計的遷台大軍。

侯文理是其中之一。這年冬天，他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敵工部長袁血卒的指令，隨國民黨軍隊撤往台灣。

(責編：肖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