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演出費曾達800萬 政府系最大金主【2】

　　北京交響樂團近幾年

　　每年政府活動性質的演出有8到10場，各種商業演出達20到30場，但是進入今年以來，沒有一場商業演出。團長譚利華透露，2012年還有30多場商業演出，去年降低到了個位數，“現在連給團員發工資都成問題了”。

　　成立10多年以來，中國愛樂樂團第一次在元旦期間放了假。往年一周就有三四場商業演出的中國愛樂樂團，從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除了新年演出，竟然沒有一場商業演出，樂團也破天荒地在本該忙碌的季節處於半休假狀態。

　　道略演藝產業研究中心調查發現，受大環境影響，企業包場和贊助的減少，音樂會市場票房、場次、觀眾均出現下滑。去年的大型演唱會收入也略有下降，更顯見的是演出規模的急劇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萬座位的工體，現在同等級別的演出就去1萬人的場子，以前能在萬人劇場演出的演唱會，就改去幾千人規模的場子。

　　中國歌劇舞劇院副院長張亞峰回憶，開始時各文藝單位雖然驚慌失措，但是演出還在搞，后來發現不對，一個接一個的通知和規定發下來，大家趕緊停止了，有些企業甚至走極端了，啥演出不敢沾邊了。政府不買單了，企業也不請明星了，中國歌劇舞劇院今年頭5個月演出場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潤薄了，現在一場能賺三萬就不錯了，以前一場賺十幾萬。

　　張亞峰、毛修炳和陳少峰分別向記者闡述了他們的一個非常近似的觀點—完全靠政府買單生存的文化單位這次受沖擊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場的單位，還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麼幾個人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個大企業的工會、宣傳部或者某個地區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賺個百兒八十萬。現在新政策一來，就死了。”張亞峰說。

　　北京世紀佳韻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國企，一半靠市場的公司。

　　留著藝術家的長發型的總經理王京曾經是一名中央級音樂團體的大提琴演奏家，十年前他辭職辦起了這家公司。王京說，公司六成的生意來自國企的大活動、內部演出和年會。“國企作為主力消費帶動演出市場，老百姓自費觀看大型綜藝晚會的很少很少，國企和大單位包場類佔大頭。”

　　新政策出台后，他的公司在年會方面的業務萎縮了四分之三，且文藝演出市場所觸及的行業，例如音樂會制作行業、制景道具行業，甚至劇組賣盒飯都會有影響。“我們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動、大型晚會，給南航、民生銀行、郵政系統都做過。2012年最好的時候，投資規模在上百萬的年會和活動，要有10到15場，預算在五六十萬檔次的，有二三十場，所以現在受影響很大。”

　　京劇市場比其他市場要寒冷得多。梅蘭芳大劇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場，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幾場，去年前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進去。今年頭5個月演出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超過30%。

　　市場化單位贏份額

　　4月22日，蘇格蘭當代著名編劇大衛·格裡格的話劇《麥克白后傳》在國家大劇院上演，這是即將上演的八部和莎士比亞相關的重頭戲之一。今年是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從這天開始直至11月底的7個月裡，國家大劇院將舉行“致敬！莎士比亞”系列演出。

　　國家大劇院負責宣傳的王女士說，除了一兩千元的高價票銷售略有下降，其他檔次的票依然銷售很好，因為有紀念莎士比亞的活動，外國院團來演出的場次甚至比去年還要多。

　　國家大劇院這座鈦鋼結構建筑、外表像半個蛋、裡面有四個劇場的巨大建筑自2007年運營以來，每年的商演量高達600到800場，7年的商業演出共售票近500萬張，總收入近20億元，平均每年近3億。五部委的“節儉令”引起演出行業震動，但出乎很多人想象，國家大劇院的演出和票房依然如往年一樣平穩。

　　國家大劇院院長助理李志祥透露，去年國家大劇院的商演場次依然保持在800場以上，今年的演出排期已經完成，在票房上，國家大劇院從來都是以散票為主，而不是主打集團消費，因此也沒有受到影響。

　　五棵鬆萬事達中心三年前成為北京各種演唱會的最主要選擇，“我們佔據了市場的六七成份額”，萬事達中心常務副總經理韓立峰說，五部委“節儉令”的發布對萬事達中心的影響是：大約十場已經簽約的演出和活動取消，例如衛視晚會性質的活動、都市傳媒的慶典。央視的中韓歌會則從萬事達一萬八千座位的大場地轉移到了隻有兩千座位的小演播廳舉辦。去年萬事達大小場地總共舉辦了150多場活動和演出，與前一年相比還略有一點上升。

　　“萬事達只是出租場地，基本沒有受到影響，場租也很便宜，萬人座的大場一場租金也就30萬，均攤到上萬張票裡，每張票場租成本隻有幾十元。可是我和演出商聊天，知道演出舉辦方的利潤下降了，大約下降了20%。”

　　多年前就已經完全市場化的運營方式，成了民營企業抵御演出寒冬的棉衣。

　　北京宏道大略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毛修炳調查發現，各項限制公款消費的政策一出台，對開心麻花這樣早就市場化的文藝團體成了好事。去年開心麻花收入翻了一番，2012年收入4500萬，去年一個億多，已經進入全國話劇界兩強，僅次於國家話劇院。

　　孟京輝工作室、田沁鑫戲劇工作室、中國木偶劇院和專門演出兒童劇的“丑小鴨”公司，以及很早就完全市場化的杭州宋城的旅游演出，都沒受影響。

　　“開心麻花”娛樂公司宣傳主管洪曄証實了毛修炳的調查結果。“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洪曄說，因為開心麻花的演出市場化程度很高，不是靠政府資源，而純粹是靠一張票一張票銷售來維持生存的。這種商業模式，在如今的演出市場情況下，反倒是個機會，“就是活得很辛苦”。

　　與開心麻花一道賺錢的是嘻哈包袱鋪和“北京小劇場戲劇聯盟”，2012年到去年，嘻哈包袱鋪營收增長超過10%。因為“我們的微博粉絲大多是東北的。”嘻哈包袱鋪宣傳主管筱雅稱，今年即將開發沈陽、大連等東北市場。

　　毛修炳的調查還發現，蒸蒸日上的話劇市場，反而因此增加了10%的市場份額。擁有全國最好戲劇資源的北京人藝，去年的演出中，無論是《茶館》、《白鹿原》，還是《小井胡同》、《窩頭會館》、《喜劇的憂傷》，票房都極其火爆。

　　各展身手忙於轉型

　　持續不斷的掌聲和兩次返場加演，証明《往事琴緣》—大提琴與電影音樂會打動了現場的觀眾。

　　3月22日，這場全部十首曲目完全改編自西方電影的音樂會在北京音樂廳舉行，女大提琴家張瑩瑩和她策劃的這場用大提琴來演奏外國電影音樂的“跨界”音樂會受到了觀眾的贊賞，但業內人士卻透露，這場演出並沒有賺到錢。

　　沒有任何生意的史麗有著大把時間，也來觀看了這場演出。“以前這麼精彩的跨界音樂演出肯定掙錢，因為有包場，可是現在純粹賣票，北京這個市場多年來有個風氣，就是單位買單，培養出的觀眾都不肯自己掏錢買票。”史麗說，“在北京每次演出，你看最好的第六排中間，總是空出好多座位，那是給某些主管單位領導留的座位。不給面子的話人家都不來，給面子的話，領導就派一些保姆和司機來充數。”

　　所謂的跨界，主要指古典音樂界、流行音樂界或民族音樂界等以往很少有交集的領域開始相互涉足，用某一領域的手法去闡釋另一領域的作品。如今，這個詞與“創意”、“走出去”等都成為演出寒冬中的熱詞。

　　4月11日至12日連續兩日，中央歌劇院排演的歌劇《卡門》在清華大學新清華學堂演出大廳上演，有著兩千個座位的劇場進入了近3000名觀眾。“樓梯上都是站著看演出的人，這場景我以前隻在改革開放初期見過，那麼如飢似渴。”清華大學教工鄭琳說。

　　清華大學集中了中國一批高智商的知識分子，但這還不足以造成對歐洲高雅藝術的“哄搶”，票價低廉無疑是原因之一。中央歌劇院宣傳處長費斌說，站票隻有40元一張，大多數票價是100到200元，最貴的是400元。這個價位只是國家大劇院同等演出票價的五分之一。

　　中央歌劇院業務處長梁寒說，節儉令后商演場次下降了五分之一，主要就是早先定好的商演一下子都取消了。現在採取的自救方法是去外地找商機，例如到青海和新疆去演出，還有就是中央歌劇院的舞美技術在國內一流，靠為其他單位的商業演出進行舞美制作也能賺取一定收入。

　　受到巨大沖擊的國家京劇院採取了降票價和走出去、減小演出規模的辦法。今年春節后，以往隻演京劇的梅蘭芳大劇院開始接地方戲和曲藝演出—河北梆子、二人轉，郭德綱的相聲都來了。票價也往下調整，以前最貴2000多元，現在1000多元，最低30元，能看十場戲，位置就在三樓最邊上，以前這種位置也能賣到一兩百元。

　　“百姓覺得30元看十場戲很適合，但是演出方收入低了”。宋小川說，“我知道各文藝團體領導都在為演員找演出，保証收入和積極性。”國家京劇院往年一年隻去兩個城市，現在全劇院三個團每個團分頭去三個地方。以往邀請國家京劇院，起步價是十萬人民幣，但是現在五六萬的生意京劇院也接。

　　走出去后，宋小川感受到了除北上廣這些大城市以外的人們對高水准藝術的渴望。山東濱州市建成了一座1800座的大劇場，可是很多時間是空著的，沒有什麼演出，去年濱州大劇場邀請中國國家交響樂團來演出，各種檔次的票銷售一空，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

　　宋小川說，濱州的市長告訴他，濱州以前就很想邀請中央級文藝團體來演出，但擔心這些大單位看不起這個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如何去邀請。宋小川說，演出火的時候，這些外地劇場來邀請，北京的各大文藝團體還真不願意去，因為北京都演不完，除非價格特別有吸引力。

　　中國歌劇舞劇院正在籌備搞一種新型的歌舞劇。張亞峰介紹，這種歌舞劇不同於傳統國外音樂劇，也不同於國內的舞劇，故事都是觀眾身邊發人深省的東西。張亞峰承認，很多年前就有這個想法了，但一直沒有實施，因為質量糟糕的演出照樣演出邀約不斷，誰還搞創新呢？“演出火的時候，十萬八萬的邀請費以前我們院根本不接，現在這種小活也接，不賠就行。演員有收入了，人心就穩定，劇院就可以正常運作。”

　　北京世紀佳韻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練兒童劇，准備在一直堅挺、未受到政策影響的兒童劇市場上分一杯羹。

　　演出市場的這場寒冬，在耶魯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音樂系中提琴家齊悅眼裡，成了讓文藝演出真正回歸市場的機會與春天。“以前政府和企業都喜歡宏大的東西”，中央的節儉令出台后，大型交響樂團演出受到影響，但是對小團體是好時期。

　　齊悅說，20個人以內的室內小樂團越來越受市場歡迎，因為這種小樂團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響樂團遜色的特點。

　　齊悅認為，市場化也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劇院以前做好公關工作就行，現在必須做好市場和營銷規劃。“現在連劇場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連鎖，借鑒其他商業領域的經驗，講究觀眾消費體驗，除了對演出本身質量的體驗，還有對劇院服務，停車、交通、衣帽間，演出前后的活動和購票的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務營銷也要兼顧顧客忠誠度的培養。”

　　國家大劇院院長助理李志祥對以往的鋪張浪費深有感受，“以往國內那些動輒上千萬的劇目是怎麼做出來的？”李志祥認為，即使把裝台、合成、彩排、樂隊、歌唱隊的成本都算上，最多也就五六百萬。國家大劇院排演話劇《簡愛》全部下來用了二三百萬，歌劇的平均成本很少在兩百萬以上。由國際大導演強·卡洛執導的瓦格納歌劇《漂泊的荷蘭人》，由11台投影機虛擬出來的波濤洶涌的海面全部由國外團隊制作，影像制作費用隻有3萬歐元。“我不敢想象如果在國內制作需要花多少錢”。

　　公司倒閉后，史麗開始幫忙為朋友開辦的小提琴考級培訓班尋找排練場地，她覺得，如果今后政府對公款消費不鬆綁，曾經讓自己大賺特賺的買賣很難再回來了。

　　（應被採訪者要求，史麗為化名 記者馬多思）

(責編：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