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演出費曾達800萬 政府系最大金主

　　節儉令頒布兩年來，演出市場兩極分化嚴重。那些高度市場化的公司，因為從來靠無可靠，市場份額不降反升。

　　當年那些靠政府買單和大型企業或團體包場，演出邀約多得接都接不過來的公司，開始在愁怎樣保持演出量，怎樣保証員工的工資。這其中，不乏多個“中”字頭演出團體及大型交響樂團。他們身后，一批小演出公司轟然倒閉，老板們琢磨怎樣轉行。

　　演出市場，正在洗牌。

　　政策帶來行業寒冬

　　5月，已經開始感受到夏季炎熱的北京，演出商史麗在八號公館花舍咖啡廳內一邊品著咖啡，一邊向記者講述著國內最近演出生意的不景氣。

　　史麗大約40歲，以前曾經是中國大型音樂會《同一首歌》的工作人員，后來又給一位中國的歌劇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做經紀人，但是這些工作都沒有能給她帶來豐厚的收入。2007年，史麗自己開辦了一家小型演出公司，從2009年到2012年短短三四年的時間內，史麗用掙到的錢買了一輛價格超過百萬的奔馳越野車和八號公館對面高檔小區中一幢150平米、均價4萬的住宅。

　　好運似乎總是不長久。“去年初開始生意就不好了，實話告訴你，我在2011、2012年一年有大小超過十場的演出，到去年竟然一場演出沒有，一直到現在。”史麗說，“我已經把公司關了，雇的三個人也遣散了，現在准備把自己的住宅租出去，每月大約能租1萬5，然后自己租便宜的房子住”。

　　就在上個月，為了預測一下自己的財運，史麗找了“風水大師”，對方告訴她，生意不好除了政策，也有她住的房子太大的原因，“鎮不住。”

　　史麗開辦的這家小型演出公司的倒閉並不是偶然現象。中國整個演出市場都在面臨寒冬。

　　他們將寒冬歸咎於政策。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內容之一就是要厲行勤儉節約。

　　去年2月，國家廣電總局下發《關於節儉安全辦節目的通知》，提倡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要求各級電台、電視台節儉安全辦好節日廣播電視節目，包括春晚在內的節日廣播電視節目要削減不必要的項目，壓縮不必要的開支，把節約的資金用於提高節目水平、資助公益事業。

　　去年8月，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審計署、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豪華鋪張、提倡節儉辦晚會的通知》，提出不得使用財政資金舉辦營業性文藝晚會，不得使用財政資金高價請演藝人員，更不得使用國有企業資金高價捧“明星”。

　　這個通知被業內稱為“節儉令”。

　　去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布新修訂的《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其中第十六條指出：接待單位不得組織到營業性娛樂、健身場所活動，不得安排專場文藝演出。

　　政策的改變讓中國的演出市場頓時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體質弱扛不住的小演出公司難以避免地開始出現被“凍死”的現象。節儉令雖未針對明星的出場費，但業內人士都認可的一個事實是，大多數明星的出場費盡管下跌了15%以上，仍然演出邀約急劇下降。

　　今年4月，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2013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稱去年我國演出市場總經濟規模為463.00億元，與2012年相比下降9.0%。

　　北京道略演藝產業研究中心調查結果是，去年中國商業演出市場票房規模達到88.26億元，同比下降5.7%。政府購買演出、企業贊助包場和旅行社團購這三方面資金正不斷被削減。

　　“很難統計倒閉企業的數量，起碼已有上萬家企業倒閉或者停業。”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告訴京華時報記者，晚會等演出行業極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舉辦的大型晚會，小到一些鄉鎮舉辦的微型演出，都會有不同的公司承辦，此前這個行業起碼有一半以上的市場是由政府包括國有企業埋單。據不完全統計，這一市場預計有數十萬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費”等政策影響下，行業受沖擊非常大。

　　公款催生異樣繁榮

　　政府和國企的買單，支撐起了演出市場多年的異樣繁榮。

　　中國歌劇舞劇院是文化部下屬曾經演出生意最好的單位。連續八年收入第一，最多一年400多場演出，2012年營收1.6億元，去年營收1.3億元。

　　中國歌劇舞劇院副院長張亞峰在位於南三環方庄的辦公室裡對記者回憶著往日的幸福時光：以前全國各地什麼節都邀請大型文藝團體演出，全國好幾個地方舉辦的好幾個梨花節、菜花節。菏澤有牡丹節，洛陽也有牡丹節。還有好多藥材交易會也要搞大型文藝演出，所以接連不斷地邀請中國歌劇舞劇院前去演出。這些重疊的節日，都與旅游挂鉤，與地方政府的政績挂鉤。那時不少歌舞晚會多年無創新，都是找個名人，加個伴舞，找幾個老歌改改，蕩幾個秋千搞幾個裝置。這樣演出的邀請都接不過來。

　　讓演出商史麗曾經大賺一筆的不少經驗就來自於她曾經供職的央視《同一首歌》演唱會劇組。史麗說，最輝煌的時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費達到800萬人民幣，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業支付。所以史麗深知要想賺錢，就要抓住政府和國企這兩個大金主。

　　“我的公司靠的是關系，不做商演隻做國企和大型民企的年會和活動。”史麗回憶，“以前國企真敢花錢，前兩年有一年春節前，一家大國企要辦年會，非要請一家部隊文工團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時那男明星一場演出也就20萬出場費，可是這回非要35萬，我心想這人獅子大張口，干脆不請他了，就成心跟這家企業報價40萬，覺得這麼貴肯定就把企業嚇回去了。沒想到這家國企的女老總就喜歡這位明星，一口答應下來了，結果我還多賺5萬。”

　　大型房地產企業也是文藝演出最有購買力的消費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項目開盤搞演出，企業老總最崇拜毛澤東，當時電影《建國大業》正在火熱上演，他讓我必須給他請到影片中毛澤東、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扮演者。我說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問問人家的檔期啊，這家房企老板說‘沒事，開盤時間等這三位的檔期都合適再開始’。”史麗回憶，“扮演毛澤東的演員很隨和，一個月后回國參加了活動，還念了詩。本想邀請扮演蔣經國的演員唱首歌，可是我聯系的是他的影視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結果‘蔣經國’隻能在演出中說說話，我還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協調，最終搞定。而蔣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產商有關的商業活動，不想來，房企老板以為是價錢問題，告訴我說多少錢都沒問題，我心想要這麼說‘蔣介石’更不來了，所以隻能從友情上打動他，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辦成，請到了‘蔣介石’。”

　　國家京劇院藝術發展中心主任宋小川說，以前每到年會，各大企業包場很多，一場京劇演出，京劇團的報價至少十萬起步，每天國家京劇院業務處來約演出的電話不斷，業務人員根本不出門。“演一場《紅燈記》總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該虧錢了。不過我可知道其他藝術團的報價，東方歌舞團一般三十萬起步，一位中國頂尖的女民歌演員的一場音樂會是兩百萬。”

　　喜歡京劇的老板花錢，有時請員工看戲。另一個帶來錢的途徑是生日與堂會，這和一百年前京劇演員的賺錢方式幾乎沒什麼區別，“例如大公司過生日，老板過生日，大機構過生日，上司過生日，京劇演員都要去唱堂會”。

　　“寄生”團體業績慘淡

　　中國第一線的音樂明星，往年春節后的商業演出會接連不斷，然而今年有些人開始輕鬆地休息，這從另一個角度折射了國內演出市場的冷淡。

　　這是中國演出市場十幾年來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讓文藝界幾乎所有的從業者都始料未及。

　　道略演藝產業研究中心咨詢總監毛修炳說，這麼多年全國商業演出一直增長，2012年，中國商業演出市場票房規模還火箭般躥升，去年就下降了，大部分人都無法預料到。

　　毛修炳研究發現，受影響最大的是舞蹈產業，“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資金支持”。

　　緊跟民族舞的是傳統戲曲，傳統戲曲的商業演出市場較小，“很多地方戲還有京劇昆曲，以前就是政府埋單，年輕的觀眾沒有培養起來”。

　　生存要靠贊助和政府支持的交響樂市場是重災區。

　　今年春節過后，北京交響樂團的提琴手金女士一直賦閑在家。她已經連續幾個月隻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資—1600元錢。往年這個時候，繁忙的商業演出已經開始，演員們每個月都可以拿到數千元的演出費，可是今年北京交響樂團的商演似乎仍然遙遙無期。

　　目前，政府對交響樂團採取差額補助的補貼方式，即國家補助樂團每年三分之一費用，商業演出就成為交響樂團貼補家用的一條重要渠道。但是“節儉令”后，交響樂商演難見蹤影。

(責編：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