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民主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下）

　　作者簡介：蘇長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油畫《第一次政協會議》

　　編者按：9月5日，本報刊發了復旦大學蘇長和教授的《中國式民主與美國式民主之比較》（上）。今天我們發表該文的下篇，就這一問題展開進一步探討，以饗讀者。

　　五、“選”與“舉”： 中美選舉制度差異

　　中美兩國都有自己的選舉制度，有同有異。

　　理論上，美國許多非法移民還沒有公民權，他們有點像現代社會中的奴隸。中國一些學者盲目炒作西方政治學中的“公民”概念，是因為未能理解西方的“國民”和“公民”概念史。在西方，所以存在國民和公民的區別，是因為西方社會內部始終存在一個隱蔽的“殖民地”地帶，也即不是所有的國民都能享受公民的政治權利的現象，例如美歐的海外領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這個問題要是擺在國籍法的歷史下看就會很清楚。英美的國籍法長期將國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國民都是公民，隻有公民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權利，所以頻繁存在爭取公民權的運動。

　　而新中國的國籍實踐和《國籍法》，國民和公民的概念是互用的，根本不存在國民和公民的區別。國家是人民的，人民怎麼還會分三六九等呢？怎麼還有過去英國國籍法說的臣民呢？所以，中國民主政治的土壤與美英不一樣。

　　由此觀之，就選舉而言，美國民主政治還沒有在其所有國民中做到一人一票，不斷存在擴容的壓力，因為一些人只是國民而不是公民。這與西方的政治史有關，西方政治史中始終存在一個內外關系緊張，其政治史經常假設隻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擁有政治權利。

　　同時，看美國的選舉制度，要將選和舉分開看。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海選，或者媒體刻意為大家展示的熱鬧的海選，但“海選”只是表面，實質是“內舉”，表現為提名制。

　　美國是個重精英的差序社會，美國也重視籠絡和收買人才，這點必須要承認。美國的選舉給人感覺是全民持股，每個人都有投票權，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開董事會的時候，一個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沒有能力左右董事會的。相反，分散的小股民卻極容易被操縱。

　　選舉關鍵在“舉”，美國兩黨全國黨代會推選出候選人是最關鍵，也是最容易被少數人操縱的，真正到后面全國性大選的時候，選民隻能在兩個中選一個了。美國投票率下降，體現了選民對這種選舉程序的厭惡和疲勞。

　　此外，美國國家機構中很多關鍵崗位不是選出來的，老百姓根本沾不上邊，而是直接舉出來的，如關鍵的政務官、大法官、美聯儲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協直接提名內舉的。所以，美國的“舉”有很大的封閉性。美國民主政治教科書和外人常以為美國政治系統很開放，其實那是表面，美國政治系統其實也有很封閉的一面，核心職位不對圈外人開放，常常是落后的家族制與世襲制。

　　中美兩國的選舉制度都有競爭性的特點。中國人理解的選舉，是不論出身，將出類拔萃者層層選拔出來，擔任合適的崗位，個中強調的是“競德競能”，“德”是為人民服務，“能”是有勝任崗位的能力﹔美國的選舉強調“競錢競德競能”，錢不用說了，“德”是符合大資本家的統治，所以美國第一流私立大學培養的學生格外重視“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中國選舉制度是在一個開放系統中選拔。中國官員任職有年齡限制，美國官員任職沒有年齡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駐華大使鮑卡斯，我一看他年齡，按照中國選舉的開放標准，根本就沒有機會再做大使了。年齡限制是個硬杠杠，保持了人才體系的活力和開放性，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中國的選舉制度與傳統社會選賢任能的科舉制有一定的連續性。所以，晚清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曾將中國科舉制視為最民主的制度，並不為奇。丁韙良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政黨分肥最明目張膽的時期。

　　許多發展中國家隻看到美國選舉制度表面的選，學回去以后搞無序選舉，最后導致社會政治動蕩，也就是西式民主進口以后給當地帶來災難。西方對外的民主教科書把是否海選作為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准，主觀上也誤導其他國家政治“精英”。中國大陸的聰明和智慧，恰恰在於看穿了西式民主選舉制度的缺陷，堅決拒絕這種亂選。按照中國選舉制度標准，那一套恰恰違背治國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識。

　　六、中美民主政治下的責任

　　（1）公道政府的責任與 私道政府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

　　人們一般認為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其實這個說法是誤讀，美國也是大政府、強政府。這點從美國政府預算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來，這麼大的開支怎麼說它是小政府呢？美國政府廣義上講是一分為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隱蔽在后面的政府很大，經常是強勢政府。

　　二戰后隨著美國對外擴張，政府權力之高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國也是一個找不到人負責的國度，老百姓關鍵時候找不到當家的，兩黨政治輪流執政可以將責任推卸，官員辭職很頻繁，扔下一個爛攤子走人。不僅在國內，在國外把一個小國搞亂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這是兩黨輪流執政導致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金融危機后人們找不到負責的人。美國槍擊案事件中人們也找不到責任人，人們隻能將矛頭轉移去怨槍支協會，老百姓有冤無處申。你可以說這是其政治設計巧妙的地方，但也可以說是其政治設計欺騙性的地方。

　　而在中國，有事找政府，雖然有時也會出現無人負責、互相推諉的現象，但不管怎樣，政府為百姓解決問題的意願和能力很強。美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中最近冒出一個詞叫“回應性政府”，國內也借過來了。要說“回應性政府”，中國人認為這是政府的天職，是不言而喻的，用不著造這個詞來概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應性政府在中國。

　　因此，責任觀的不同，導致政府和人民一個是“魚水關系”，一個是“油水關系”。

　　“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國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維方式。這與中國政府是公道政府有關。中國一旦出現槍擊案，老百姓首先埋怨執法不力，守土不盡責，政府迅速作出回應。美國不會怪警察，但會推卸給槍支協會。在中國，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設想有一天，老百姓什麼事都不找政府、不找公家了，那時的中國社會會是什麼樣呢？那時的老百姓會怎麼樣？至少我覺得那是冷冰冰的社會。

　　在中國，許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分開，也分不開。個人、社會、政黨、國家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是個命運共同體，用俗話說是“斬不斷、理還亂”。這使得中國政府一直在想辦法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政府這種責任意識在於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而美國斬得斷、理得清，所謂“是上帝的給上帝，是政府的給政府”，人民對政府也沒有太多感情。

　　比如，卡特琳娜颶風來的時候，美國的官員卻跑去度假了，這要在中國，絕對會被就地免職﹔而當奧巴馬的醫保法案在利益博弈中走向難產時，中國政府卻持續在做訪貧問苦、公共政策托底、社會救助、促進就業的工作——在中國，這不需要博弈，這是政府的天職，也是執政黨的天職。

　　（2）追責制度與責任的隔代轉移

　　美國當然也有追責制度。但在美國談論責任追究時，經常會出現一種怪象：在你要責怪民主黨的時候，執政的是共和黨，在你責怪共和黨的時候，執政的是民主黨。美國的這種責任自動豁免或者隔代轉移的制度設計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騙性。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后果，就是代價向后代的累積。我們看其債務危機，實際上也是這個邏輯的結果。

　　有人說，美國政治設計中這麼多巧妙的治理“智慧”為什麼我們不學呢？我要反問的是，為什麼我們要學呢？它的移花接木玩魔術似的欺騙性，我們是不是要學呢？我覺得不能學。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講的是“正”和“公”兩個字，政不正，政不公，很危險。我們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學這些東西欺騙人民，偏離了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指導思想。而且中國老百姓都很聰明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國政治設計的欺騙性：“別和我來虛的。”設想一下，如果中國老百姓生活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下，中國老百姓可能早就造這個制度的反了。

　　責任上的差異，也導致中美對腐敗和反腐敗理解的不同。如果一個社會的法律都規定賣淫販毒合法化了，一個社會怎麼可能有賣淫販毒罪呢？腐敗也一樣，如果一些腐敗行為合法了，怎麼可能有腐敗和反腐敗呢？美國的“旋轉門”政治和“內舉”制度將腐敗隱性地合法化了，許多腐敗都符合法律程序。

(責編：趙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