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2】

南方日报：确实有些人评论说你比较“绕”。现在从《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开始，你的文风又有了一些改变。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话，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说清楚。但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

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南方日报：第一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作，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吗？

刘震云：无论是用男性视角，还是用女性视角来创作一个作品，都肯定会有偏颇。我觉得一定会有比性别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觉得人性在性别上是没有区别的，包括不同的时代、年龄和民族之间，差异也很小。从先秦到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科学技术，可能前进了1000公里，但是人性前进了多少？顶多0.5毫米。

南方日报：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题材，李雪莲有原型吗？灵感来源于哪里？

刘震云：现实生活中的人，未必能成长为艺术形象。用原型，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种声音、一个气味，包括一个眼神，这些启发都能够让人写出一部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不是生活表面对你的启发，而是生活内部的漩涡里面，深藏的生活逻辑，给你带来的思考。感受和感情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思考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我敢肯定，理性思考比情感经历带来的小说，更好。

《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让人看到一个女的，看到小说中的事情，可能是让人看到人物和事情背后的东西。这往往是生活逻辑。这本书写的是一种生活逻辑，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南方日报：看起来这是一个农村妇女因为一点小事上访的故事，你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政治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怎么理解？

刘震云：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整个事情的发展变化已经很幽默，幽默的底线和喜剧的底线，以及生活中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很幽默的话就是悲剧的底线。

一个妇女利用上访，告倒了从下到上一溜贪官。这种序言和正文的颠倒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是一种幽默感。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她的离婚和各级政府也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小说没有为民呐喊，官员在第二章都怕李雪莲，反过来找她，第三章写史为民，这更是一个逻辑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