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3】

我在编剧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

南方日报：因为跟冯小刚导演的合作，你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被更多人所熟悉，包括即将推出的《温故1942》。你怎么看待小说和编剧这两种工作？

刘震云：从严格意义上讲，我没做过编剧。编剧是一个职业，受影视公司或导演的委托，创作一个剧本。我没有单独创作过任何剧本，只是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当于把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棵枣树做成了板凳。编剧是一个比作家还要困难的职业，因为作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编剧要很多人说了算，比如导演、演员、制片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创作，非常不容易，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我在编剧方面的建树，成绩等于0.1，不足为论。作家写作一个人说得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得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和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说一大车的话。

南方日报：新作会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吗？除了冯小刚，还会考虑跟别的导演合作吗？

刘震云：这要看今后有没有适当的契机。我觉得这部作品有特别好的、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段落，也非常具有普及性，但是能不能变成影视作品，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除了我，还得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导演。这个导演一定要跟我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对一个事件的看法——特别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总是在跟相同的人合作，比如我跟冯小刚导演一起合作了《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见识非常一致。比如一般的电影导演看中的是故事情节，冯小刚不一样，你们看一看《温故1942》，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冯小刚为什么还要把它改编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比情节、比人物、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

名家评论雷达：支撑起作品的是一种民间智慧和话语方式

《我不是潘金莲》作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它延续了“倾听民间”的主题。“潘金莲”仍然具有语言的细致和狂欢化，小题大作、故弄玄虚，形成了一个狂大的幽默场，夸张性是完全允许的。所以在这里我感觉到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千方百计要把事情搞大，尽情折腾，整个风格是幽默的。告状是很严峻的事情，我们读起来却会发笑，这是内在的幽默感。李雪莲准备要告状了，搞了七件事，先到澡堂搓澡，写得很有趣：剪短头发，为了战斗，万一打起来，你抓不住我，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趣，你一看就忍俊不禁：她是我们民间非常智慧的女子。语言简洁甚至快捷，用对话推动情节的旋转。我必须说支撑起作品的是一种民间的智慧和民间的话语方式，这是刘震云独有的。

张颐武：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的中国

《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很耸动。这个书很特别的地方在于正文很短，其实是短篇小说。就像杜甫写一首诗《秋兴八首》，是七律，大家写的诠释多达五十万字。刘震云这个故事的正文能获鲁迅奖，把前面的序言拿走能获茅盾文学奖，分开得奖。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一个复杂的中国。大家认识中国，但不清，外国人说不清，自己更说不清，这个书的好处是把中国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让我们了解中国的微妙。李雪莲是一个有毛病的中国人，她搅动的故事其实都是有毛病的故事，所有人被她搅动以后变得有毛病，带着这种毛病向前走家，就是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中国的博大复杂，了解复杂的中国最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