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麻将与跳舞【2】

 

    说过麻将，现在说说跳舞吧！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文学流派称为“新感觉派”，初起源于日本，注重感性的体验和表达，到了中国，尤其上海，演变为“洋场文学”，穆时英可算作代表人物之一，其笔下有一篇作品，题目就叫作《上海的狐步舞》。小说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夜晚，在这个暗潮涌动的夜晚里，城市边缘地带，帮派们内讧格斗；英国投资商信步丈量开发房产的地皮；比利时珠宝掮客搭识电影明星，策划做一笔交易；租界上酒店里开着麻将桌——注意，麻将又来了；黄包车夫拉着喝醉的美国水兵；启蒙派作家为拯救普罗大众，结果被当成悭吝的嫖客；印度巡捕在街上梭行；企业主的长子与年轻的继母陷入不伦之恋……一切动静声色都是在舞场上华尔兹的旋律伴奏下进行，踩着爵士乐的拍点，多么奢华而又糜烂啊！呈现着殖民地商埠城市的病态面貌，文明历史的秩序道德全被践踏和摧残。这篇小说里有一句非常微妙的话：“开着一九三二年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一九八零年的恋爱方式”。我们的前辈穆时英万万不会想到，一九八零年，这个城市的爱情，将是以进步的方式退回到“狐步舞”里。在抵达一九八零之前，还需经过许多年代，让我们略作跳跃，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代。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写于世纪初的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很明显，题目来自美国的老爵士乐曲“I’DLOVE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是穆时英时代的遗韵了。小说写的是一个发迹于鸦片交易的买办家族，一九四九年留在中国大陆的后代的命运。其中有一个人物，老买办的长孙，名字叫哈尼，这是一个暧昧的名字，字形为中文，发音则兼顾于中文和英文。共和国建国之际哈尼还在幼年，然后长成少年和青年。他崇尚西方，在世界冷战格局中塑造成的西方想象，其实只是一些碎片：爵士乐的旋律，美国画报上的图画，本土化的西餐，坊间流言，如此而已。二十岁那年，哈尼与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要知道，六十年代的上海，有的是这样崇尚美国的青年，他们组织一支小型爵士乐队，在家中举办舞会，这样的家庭舞会被命名为“黑灯舞会”。从这名字就可看出它的地下性质，为法律所不容。所以，当舞会暴露，成员们无一例外受到惩罚，对哈尼的处理是，中辍学业，去往新疆农垦劳动，他的人生就此改道，与西方世界越行越远。许多年以后，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终于来到纽约，他坐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听到那支“慢船去中国”的曲子，歌曲所抒发的老黑奴的乡愁中，他辨识出的却是在中国的荒芜青春。这一个邂逅也是阴差阳错，离群索居的中国就这样与全球化接上轨。

 

    沿着时间来到七十年代，很奇异地，狐步舞和黑灯舞会在此有了一个变体，出现在上海女作家殷慧芬写于一九九零年的小说《欲望的舞蹈》。那是在工厂的车间，其时，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从消费型成功转向生产型，车间里来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文化革命”中群众业余组织的歌舞队，以宣传为名义举行娱乐活动。车间里的演出中最引人遐想的节目是新疆风格的单人舞，“新疆”这地名又来了，但这一回不是实施惩罚，而是体现异域文化，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这文化自有合法性。舞者名叫惠子，在异族人的舞蹈中充分展示了她的身体和热情，还有性感。此时，“性感”的概念还未登陆社会主义中国，它是以受诱惑的心理进入人们的意识领域。在“性感”的概念来到之前，中国汉语中有一个词汇专用来指认相似的类型，就是“尤物”。这是一个十分不肯定的词汇，它既不是正面的，甚至也不是中性，但并非绝对的负面，在它的含义里，多少有着被玩弄的意思。在这里，跳新疆舞的惠子，便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尤物”。人们先是用眼光狎昵她，继而有了语言，再接着行动也来了。最不幸的还不是邪恶的侵犯，而是正派的好男人都在离她远去。看起来，跳舞这件事，总是和欲念联系在一起，还和违禁联系在一起。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舞蹈中的身体就算隔离了接触，但依然以意淫的方式挑战了政治意识形态，挑战者也因此蹈入毁灭的命运。

 

    时间终于接近八十年代，“文化革命”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正是前辈穆时英在五十年前向往的“未来”，“狐步舞”从幽暗的历史中溯流而上，我格外地要向大家讲述女作家唐颖写于上世纪末的小说《冬天我们跳舞》。小说中的时间在一九七八年底，上海这城市又暗香浮动，舞会悄然兴起。故事里舞会的主持者，晚辈们都称“裘伯伯”——这个名字也像是刻意为之，在上海话中，“裘”和“旧”谐音。“旧伯伯”时年五十二岁，屈指算来，年少于《上海的狐步舞》中那个与继母私通的青年，又比《慢船去中国》那个因“黑灯舞会”发配新疆的少年年长，正是目睹过都会浮华夜晚，且世故地规避了新政权对旧社会的肃清整治，隐居到改革开放的年头，这一位前朝遗老可谓如鱼得水，活跃非凡。小说中的“我”，是一名青年，正在复习功课，准备参加恢复不久的高考，每到周末，便跟母亲去赴“旧伯伯”家的舞会。高考，在这里也是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似乎暗示舞会其实代表生活终于回到正常轨道。对于这位出生于共和国的青年，跳舞不止是单纯技术性问题，它包含有社交，礼仪，淑女，夜生活的诸项学习。首先是参加舞会的衣服，小说写道：“周末下午我的家就像个卖旧衣服的铺子”，母亲，“旧伯伯”的同时代人，尚有箱底可翻，“我”呢？两条腿走路，一是用妈妈的旧衣服改，二是抓紧购买新上市的时装；衣服有了，身型与风度又成了问题，经过恶补，总算凑合完毕，开始接近参加舞会的模样，却迈不出门去；正是冬天，北风料峭，这一回就全仗着勇敢和决心；走过寒冷的大街，去到“旧伯伯”家也不怎么暖和的客堂间，音乐响起，舞会开场，更大的难堪来了，那就是没有人邀请跳舞。会跳舞的男宾成了稀缺动物，他们往往自带舞伴，又总是寻找时髦的善舞的女客。真就好比革命成功，大浪淘沙中，奋勇者多是出局。然而，更有意味的情节还在最后，当“旧伯伯”在舞场上翩翩飞翔的时候，他的妻子，一个从不跳舞的女人，陪一个从不跳舞的男宾聊天，聊天，终于聊到红杏出墙。故事这一发展，令所有人意外，它将跳舞的颠覆意义，又来了个颠覆。同时，也像是一个预告，预告跳舞这一事物的隐喻性，不足以覆盖历史前进的脚步。无论是跳舞，还是麻将，对于前一个时代的抵抗，已经穷尽象征的资源。

 

    在更年轻的作者笔下，又有另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事物，继续向时代的局限进发。比如七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女作家棉棉，她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名叫《啦啦啦》，其中呈现出新一类的物质：酒吧，摇滚乐队，“坏孩子”，滥交，大麻，甚至海洛因……至于前一代小说中的西方国家，圣诞节，咖啡馆，这些带有隐喻性的物质，在《啦啦啦》已成为写实性的日常状态。现代中国的虚构就这样不断地更替指涉的符号，现实生活则不断地从旧符号中蝉蜕，寄身新符号，再蝉蜕。

 

    今天，报刊与电视里的征婚启事，常常有这样的文字：“麻舞不沾”，或者“麻舞者勿扰”。前者是表示品质的正直、无不良嗜好，后者则声明有嗜好者谢绝，总之是出于道德的要求。“麻舞”两个字便是麻将和跳舞的简称，这两项活动，卸下曾经承担的思想重负，回到本来面目。

 

    讲于2012年9月12日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