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裳：宽厚的长者，严厉的老师【2】

2005年第六期《随笔》，刊发了黄裳先生的《雨西湖》一文。不久收到他的信，“匆匆一阅拙文，有小误数处，因我字迹草率，非排校之责也……做惯了校对，积习难忘，又写了这些，乞不罪。”四天后，又收到一封信。“近日细读《随笔》(第六期)觉得甚佳，旧貌已换新颜，可喜可贺。但不知曾遇困难否？拙文昨日起在《新民晚报》发表，已在贵刊之后矣。”如此频密的信函，可见老先生之待事认真，对晚辈的爱护、关心和鼓励。

 

2006年3月，借去同济大学参加“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研讨会之机，我再次拜访了黄裳先生。时值早春二月，天气晴朗，暖融融的太阳照下来，神清气爽。闲聊中，我说起编《随笔》是我从业以来最愉快的时光。大概这种溢于言表的兴奋引起了先生的共鸣，他谈起了1947年，那时候他在《文汇报》，编副刊，写专栏“旧戏新谈”，看戏。这个专栏的文章后来辑成了书，脸上闪现着兴奋和愉悦。在《雨天杂写》一文中，我们可以读到黄先生关于这一段的记忆：“不过多年来我自己对这本小书总是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到不是为了书本身，而是因为，它总能使我记起那段非常有意思的生活。……回忆当时真是‘文思泉涌’，从来没有为题材发窘过，每天只要打开日报一看，题目就有了，而且总是写不完。”有人问：在作家、记者、藏书家的称号里喜欢哪一个？黄裳先生说散文家。我现在知道了，他的散文王国里(邵燕祥先生曾有长文描绘过)，能写、有题材写、无所顾忌地写、总也写不完是最大的快乐！看到一篇纪念文章，里面提到黄裳先生是写作界的一个奇迹———“几乎每隔一两个月，这位90多岁的老人便有长文刊发……这样的高龄与这样笔力的文章，在中国当代写作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可见，黄裳先生是幸福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创造力旺盛，笔耕不辍，享受着他散文王国的快乐。

 

这个话题谈得尽兴，于是提出来拍照，获准了。他原地摆好姿势，有了上次的经验，我提出这里不太好拍，光线反差太大。能否去他的“书房”？得到同意后，我走到了他的房门口。前次来时不敢造次，对这一壁之隔，想象中是一番什么天地啊。黄先生是藏书家，厅中只有三只小书架，主要摆放的是他自己的书，想必那房中一定是风光无限吧。可是，那只是他的卧室兼书房，靠客厅这面墙摆放一张床，对窗放一张书桌，并不十分大，叠放了两本书，稿纸摊开，笔卧其上；对床是一个大衣柜，似乎进门的右墙有柜子，靠椅背上随意挂着件衣裳，黑皮椅子转过来对着门。我脑中浮现了刚才我进屋，女儿通报时，他停下手中的写作，转过身，从椅子中起来，往外走的情景。他的散文王国的那一派瑰丽的景象就是在这个宝座上经营出来的。黄先生提议他还是坐在厅里的单人沙发上拍，他坐下后，为了调动他的情绪，我再次提起了他最愉快的1947年，产生了效果，脸上微微露出了微笑。最后拍光了，停下来换胶卷。这时黄先生起身，去取出了一本书回来，说送给我。接过来一看，竟是他最愉快的那一年写的专栏的结集：《旧戏新谈》。我真是有些喜出望外。看看表，11点多了，请先生签了名，告辞出来。

 

我在《随笔》的四年中，黄先生几乎每年都会给我们写一篇。作为晚辈，我时常会去信，有些时候还会不讲道理地索稿。跟黄先生的通信不局限在索稿，不时在信中还会讨论语言文化问题，求解文坛恩怨，他还会对我们的编辑态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关于编辑，他说，“实在是一种重要而艰巨的角色。他必须牢牢把握住大方向，同时还得照顾到刊物独有的特色。他身处于人际关系的漩涡里，得从容应付；……对投稿所援引的事实、数字、典故(不论古今)必须负责查对……”不能无为而治，尸位素餐。不难看出，黄先生既是一位宽厚的长者，也是一位严厉的老师。

 

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