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多次撰文评价蔡元培：君子的人格与气象【2】

据田炯锦(192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说，有一次蔡元培出国访问期间，北大教职员因向政府索发欠薪而罢教。政府补发后，即停止罢教并复课。但蔡元培回国后，大不以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因此，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断言，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辞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于是，教职员接受了蔡元培的提示。“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第三，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绳墨之中，(规规，惊视自失貌。尘网，犹尘世。绳墨，比喻规距法度。这意思是说，君子一定会惊讶自己已陷于尘世的礼法束缚之中——引者注)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潇洒不群。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名士虽然超然物外，但也放弃了社会的责任，而君子则既能为社会尽应尽之责任，又能超然于物外。这由于君子做事，是因其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的心里。正如孔子所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朱熹注：“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引者注)

冯友兰指出，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于官位之外。沈尹默说：“蔡先生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蔡元培在为官生涯中常常“难进易退”，并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明确说：“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

三

蔡元培不仅自己具有君子人格，作为教育家，他十分重视人格教育。他把培养“健全人格”，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为此，他要求做到“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他批评“通常学校的教习，每说我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这便大误”。他提倡“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育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思想，压倒学生身上”。他又说：“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力主通过“崇尚自然”、“发展个性”、“自学为主”的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蔡元培还将“健全人格”、“完全人格”的培养，推广到国民教育，认为国民的真假爱国主义取决于国民有无完全人格。他说：“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并强调男女国民，都应具有“完全人格”，而不应有所区别：“完全人格，男女一也。”所以，蔡元培把“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作为国民教育的目的。

蔡元培甚至认为对人格重视之不同，成了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依据。“他认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大别在于人格观念之轻重。”

蔡元培的“君子气象”，在学生中广受欢迎，反响很强烈。冯友兰说：蔡元培之“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柳亚子先生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也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在当年的北大，蔡元培的气象和人格，终于转化为新气象，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张申府概括地说：“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高度评价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冯友兰对蔡元培气象的论述与弘扬，对我们加强道德修养，进行人格教育，不断提升人格，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