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多次撰文评价蔡元培：君子的人格与气象

北大哲学门第二次毕业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冯友兰居二排左四。

冯友兰与蔡元培曾是师生关系，但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半而已。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时，冯友兰已是北大哲学门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1918年暑假，冯友兰毕业离开了母校。当时，北大本科的学制是三年。他们师生之间的往来屈指可数，仅仅二三次而已。

但是，蔡元培的君子的人格与气象，极大地震撼了冯友兰。他多次撰文予以高度评价，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一

冯友兰认为一个人的“气象”，在过去，又可称之为“气概”、“风度”、“气度”。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人格”、“人格美”。

所谓“人格”，一般人解读为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或者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冯友兰还用“价值”诠释了“人格”。他说：“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底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容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此种表现是其人格的表现。”

至于“气象”，冯友兰说：“道学家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内心的事，但也必然表现于外，使接触到的人感觉到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道学家称之为气象……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是别人所感觉的。”

“人格”与“气象”之间的关系，冯友兰明确为“气象”取决于“人格”。诚于中，形于外。

冯友兰认为：“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如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他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并且，他进一步认为：“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亦不同。”在冯友兰看来，《论语》记述了孔子的气象，孔子的气象是君子气象的典型代表；《世说新语》，记述了魏晋时代人的气象，大多是名士英雄的气象。

冯友兰还提醒人们，要区分真假君子和真假名士英雄，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假君子是“乡愿”，假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是“流氓无赖”。

冯友兰认为孔子的“君子气象”的内涵是：“温、良、恭、俭、让。”冯友兰详细引证了朱熹及其私淑弟子真德秀的注释：“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注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底心，所谓开囗见心是也。’‘恭’，朱子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真德秀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

二

冯友兰将蔡元培的气象，视之为君子的气象。他说：“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又明确说：“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冯友兰具体论述了蔡元培的君子气象：

第一，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冯友兰认为，这“以为”是错误的。因为，孔子最注重“直”，最厌恶“巧言令色”。但是，君子的率真，要“发乎情，止乎礼”。

冯友兰说，据蒋梦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讲义费，争辩过久，蔡元培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冯友兰说，用近来有些人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接着，他又说，只说敢喜、敢怒、敢恨，这话就有不妥之处。这话的正当说法是：应该喜就敢喜，应该怒就敢怒，应该恨就敢恨。可见，在冯友兰的心目中，蔡元培的“敢怒”，决不是虚伪造作，而是直的真性情；不但“发乎情”，而且又“止乎礼”。所以，他说蔡元培的“敢怒”，其实就是“应该怒就敢怒”。第二，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大概都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像名士英雄之多凭直觉。“再思”，属于理性；“直觉”，属于感性，二者是不同的。

冯友兰说，蔡元培平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如一个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底。他的主张定了以后，无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这句话源于《孟子·万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对于君子，可以用合乎人之常情的方法去欺骗他，但却不能用不合道理的诈骗术去蒙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