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最终是大爱和善良【2】

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做客新浪直播间谈文化

2012年10月16日下午2：00，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携新书《何谓文化》做客新浪读书名人堂，分别从学理、生命、大地和古典四个层面来回答文化究竟是什么。

余秋雨：比较纠结的是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还有我在世界文化大会上的演讲，因为这个牵扯到和两个日本学者的辩论，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当时我和那些日本学者辩论的时候，从语句上大家看得出，我是心里边很纠结，怎么样在世界闻名大会上既说明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不要破坏学者和学者之间的友好关系。一定要暴露出我的明确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搞错了，对中国文化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心里有点难过，甚至于有点难过，我这里边也提到，包括最早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以后几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广岛市长叫我去，有投掷原子弹美国部队的代表，有原子弹受害者的代表，我的代表就是被日本侵略国家的国民的代表，我的身份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背后代表的人很多，所以我发言的时候就觉得很沉重，讲的话很多，这里边都有了。这个心里边有一点沉重，也有一点纠结，既要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要表达出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正义，甚至于愤怒。有几篇里面有愤怒，我说到日本的几个学者说中国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贼喊捉贼，在国际会议上很少用这样的词汇，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企图。

我现在特别感动的就是那些老人，那些老人离世以后，我在序言里边写到，我不禁写的时候，我现在读的时候，往往对我自己的文章也没法一口气读完，读了一段以后非常难过，很想掉眼泪，一想起这些老人的奋斗史，把书放好，静一静，再读下去，这些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现在对这些人的了解和对这些人的纪念都比较少，其实他们的分量很重。

我比较轻松的，写这个文章倒是翻译那些非常古老的古人的那些，庄子、《心经》、屈原，这个我心情比较愉快。

主持人于文：这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心情愉快就是，我是个学者，但是我在翻译的时候突然发现已经把我从一个散文家的本质暴露出来，我用写散文的那种轻松、愉快、好读的东西加给那种文字，有没有可能依然准确的我做到了，你的文章是好的，但是学术上又是准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像游戏一样，这个使我很开心。这里边没有太多的悲哀、愤怒，也没有太多的悼念，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很远很远的人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人怎么能够和两千年前的人有这么好的对话和身心沟通，他们的思维通过我的笔能够让当代的人都了解。比如我把《离骚》的文本给北大的我教中国文化史，教给20出头的孩子们看，他们觉得很好看，他们觉得很快乐，还能够拿起来朗诵，这个部分我是最快乐的，就是翻译的部分最快乐。

主持人于文：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读者，对您刚才的您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有体会，当我们看到您在各国演讲的时候，特别是与有的国家进行争辩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您的这份正义、勇气非常的叫好，特别是看到对于一些文化巨匠对他们一些缅怀，我特别触动的一点是讲《谢家门孔》，这里特别想跟新浪网友分享一下，我来念两段。

您讲的是“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当我看到这一篇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触动，也许他的这份生活离我们很远，但是他所经历的这份感情，还有说对他的一份坚持，都是我们大家应该去学习的。

余秋雨：对。

主持人于文：您想把这个篇章写出来之后，像谢家现在的一些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

余秋雨：我不仅仅是写他的儿子和爸爸的关系，我把这个结构变成一个象征结构了，我说谢导你和你的儿子一样，他说怎么会一样呢？我的儿子是弱智，我说是这样的。我们当时中国的大门还关闭的时候，你就是你的儿子一样在门孔里边看着外面的光亮，看着人的光亮，看着正义和善良的光亮，而且你的这个门孔变成全民族的门孔，因为你拍了很多电影，你和你的儿子还有一点一样，是不离不弃，你永远站在这个岗位上，眉毛脱落了你在看，脚算了还在看，谢导非常感动，我说这个意义上我们读解的文化是什么。

今年上半年给谢导的墓做雕塑的韩美林先生他的艺术大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国家博物馆第一次做一个个人的展览，我要从外面赶过来做一个开幕演讲，我突然发现谢晋导演的太太徐达文女士，年纪已经很老了，有人搀扶着她过来了，她的弱智儿子也在，弱智儿子有两个嘛，有一个也在。谢导的太太看到我和我的妻子，让我非常感动，她站住了，后腿一步，90度的向我鞠躬。她是我的长辈，她年纪很大了，我觉得谢导正好和我的爸爸同岁，完全是长辈。深深的鞠躬，以古代的礼节来感谢我写的墓碑和我的这篇文章，所以我在墓碑的后面有一个副记，我说我和我的妻子赶忙过去扶起，扶起非常伟大的谢家的门风，我不是写门孔嘛，这个门风非常好。

为什么这个门风好呢？他们的门内是三个弱智的孩子，当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当时中国这样知识分子的经济情况你可以想像而知，应该说是贫困，但是这个高大的疲惫的男人在外面拍着很多很多震憾全中国的电影，三代人都看过谢导的电影，每天晚上疲惫的身躯回去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感动，我们看了他的背影，他面对的是多么混乱、多么需要花精力一点一点安慰的世界，他的太太和唯一一个脑子好的儿子在国外留学，面对这样的家庭，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掉眼泪不仅仅是同情，我掉眼泪是处于一种仰望。我觉得真正的文化人就是这样的，把所有的工作和自己家里的东西是分开来的，最后又合在一起了，我每次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对自己弱智的孩子从来不回避，当着好多国际电影界的面，最后通过翻译说我有几个特殊的孩子，我一定要把他们请出来，你们认识一下。这些孩子各种各样的动作、语言，各种各样怪的表情，在我们看起来很奇怪的表情，谢导看起来简直是很天真的欣赏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大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影艺术发展很快，我们年轻一代的导演们可能在技术上、在国际影响力上都超过了谢导，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在那个艰难的岁月谢导留下的非常了不起的贡献，这条山路是他一个人磕磕绊绊走下来的，何况这条山路上还有他沉重的负担。

主持人于文：在您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坚持难能可贵的精神，但是我觉得用这个词形容您一点不为过，这20多年以来您一直在探索文化、探索中国文化、国外文化对中国文化冲击方面您也一直在做着坚持，这本书当中特别看到了首次外界对您的一些质疑或者曾经对您一些不好的言论的回应，为什么想到这么多年以来这次又通过这本书把您的这些所感所想都抒发出来？

余秋雨：严格意义上不是回应，因为回应应该是很快的叫回应，回应就是人家对你有那个东西你很快来反应叫回应。我当时觉得是这样，中国文化的气氛不好，诽谤多，回应也太多，回应是正义的，回应是值得同情的，当它多了以后就造成了给广大和文化没关的读者就是吵架的感觉，读者是分不清的，所以这样吵架多了以后就大大的降低了文化在全社会的崇高感，觉得你们老在闹，不管这一派、那一派，总有一些文人喜欢通过吵架来表现自己。

主持人于文：炒作自己。

余秋雨：不一定炒作了，严格讲起来也没有什么，时代造成的，不能怪他们，当时学文科的专业学的就是大批判，他们学的是这个本事，除了大批判其实他没有什么学问，外文也不懂，古文也不懂，其他东西也不懂，除了所谓写评论没有其他，他习惯要找对象，找对象胆子又比较小，比如他们不会找官员，比如我做 6年校长的时候没有得到过一篇文章骂我，而且我的年龄和势头还可以更大，当年完全辞官以后，他们挺可怜的，一定要辞官完全没有官职了，而且经过几度侦查觉得你不可能做官了，那时候开始骂了，因为他觉得骂一个没名气的人不行，又写了《文化苦旅》什么，很有名，又对我没有威胁感，你又不是官，又没有帮派，所以骂起来很痛快。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其实也有一点可怜，时代的可怜了，就是没有其他专业能骂，骂的人只能找这样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对骂就不对了，因为你有太多工作要做。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当年我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地区回来，走了4万公里，走了半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文学者走完过，我发现了当代恐怖主义的基地在哪里，我发现了现在中东到南亚他们遇到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急于要向世界各国演讲，我急于要到美国去，急于要到日本去，急于要在联合国反复的讲这个报告。这个时候我一回来，因为我的东西连载的国内有好多负面声音的时候，我如果来回答他们的话我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演讲了，如果没有时间做这个演讲等于丢了非常重要的使命，来清洗自己身上人家给你的灰尘，所以我永远讲这句话，我说我是一匹千里马，我走那么远的路肯定有好多灰尘，我如果老在路边的河里边洗掉我自己的灰尘，这就不是一匹千里马，千里马是不惜的，继续走。

主持人于文：对，一直在旅途中。

来源：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