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教材封面换皮、内容粗制滥造等乱象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的问题是，包括出版规划、编审会、编委会在内的很多关键要素都是山寨的。”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职高专教材的出版发行市场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
一些“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备案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京城一家规模与实力不大的出版社就设立有两个“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涵盖各类人员75名。某大学出版社两个高职高专专业实践课程体系主创团队，担纲总策划的是出版社分管社领导，既聘请总顾问，又聘请教职委顾问，还聘请行业、企业与产品顾问。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教育部目前只批准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除此之外，其他的‘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都没有经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批准。”
据业内资深人士介绍，一些高职高专教材的“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都是为了占领市场而设立的，拉名人、专家当顾问或主任，有的可能发挥一点作用，有的一点作用都不发挥，只是挂名而已。有的出版社为了打通关系，随时用公文包拎着成捆现金。
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某省在一次执法活动中查获4000万码洋的非法出版物，其中高职高专教材所占比例较大，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实际上，很多是书商打着出版社的名义在操盘。”资深人士表示，按理说很多高职高专教材只能是具有一定资质的出版社出版，现在一些书商纷纷与出版社合作，市场、投入都是由书商自己干，然后给出版社交一笔管理费了事。
至于书商的人员结构，很多都是学校或出版行业中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跳出来，轻车熟路地闯高职高专教材市场。他们比原来在学校或出版社挣得更多，也是导致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乱象丛生的主要“祸根”。
商业利益居上 社会公益向下
据业内资深人士介绍，相对于机械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出版专业教材的大出版社来说，很多大学出版社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成立的，人员、规模不大，实力较弱。
同时，在各大学出版社中，处境最好的当数师范类出版社，因其出版中小学各类教辅书籍市场大，日子好过些；理工类出版社因其出版书籍的专业范围窄，受众少，处境较差。
2000年之前，国内出版社严格执行出版分工，即理工类的出版社只能出版理工类教材，不能出版文科类的教材。比如，高职高专教材中的医药类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就有一定的市场与社会认可度；若放到理工出版社出版，人家根本不敢信任与选用。
2000年以后出版范围放开了，再加上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出版社纷纷上马高职高专教材项目。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一家出版社驻全国各省区办事处联合投资的，以研发、推广高职高专实践课程体系为主要发展方向。北京另一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则是在某出版社图书中心基础上成立的。
两家出版社在描绘自己的市场盈利与处境时说：“高职高专教材市场全年销售码洋还抵不上一座楼盘的利润。”有一家中等规模出版社的负责人则透露，高职高专教材一年给社里带来的码洋达到1亿多元，成为全社上下的“顶梁柱”。
据某出版社调查发现，高职高专教材的年换版率约为26%，哪家出版社给的好处多，高职高专就选用哪家出版社的教材。某职业院校校长在同出版社合作出版500本教材时，就提出由学校资助出版社4.2万元，其中1万元需要返还学校给个别人发放奖金。
针对目前高职高专教材出版发行市场的种种怪现象，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教材是一种具有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特殊文化产品，绝对不允许也不能按商业暴利的思维来操作出版。国家将建立相关机制体制，整治当前这种乱象。”（记者 李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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