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12月初,总理决定调整股市、房市和车市决策拉动经济,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财政部已经捉襟见肘。我记得和谢旭人(编辑注: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商量,他说,毅中你别再出主意了,我兜里没钱了。 |
当然,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办法,而不是常规措施。在当时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用通俗的话说,这些措施是强心针,否则经济就有可能崩溃。
当然,这些措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大家评论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年增长30%多,造成地方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再比如说我们搞技术改造力度还不够,创新能力不强。还比如说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力度不够。
在那种情况下,淘汰落后工作非常难,怎么能让市场机制去起作用?首先是企业能够保住,能够活下来。
我记得当时在工业企业中有一句口号,叫做“在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觉得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必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抱团取暖,这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仔细琢磨这两句话,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时候,肯定要有企业破产,有企业退出,肯定要下岗分流,肯定要减少收入,奖金也不能再发那么多了。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不减薪,不减人,什么时候减薪减人?所以,实事求是讲,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可能要放缓一点。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稳定增长,不要使经济下滑,以致负增长。真如此,问题就严重了。工业如果负增长,GDP肯定就负了,那个影响就大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要客观、科学的总结中央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决策。
刚才说的情况是2008全球经济危机前三年的情况。后两年遇到的问题和那个时候遇到的问题又有不同,它比较平缓平滑。
首先,宏观调控所希望看到的经济速度不能再那么高,那么高的速度,环境支撑不了,能源支撑不了,资源支撑不了,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其次,经济发展也不能再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一萧条,进出口大幅度下滑,我们就要被迫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主线。经济运行到那时,既有大势的问题,也有积累的问题,还有眼前矛盾交织的问题,防止经济过快下滑。所以,中央在宏观调控上采取了一些办法。
这些办法各有评说,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来看还是起效果的。
我觉得,现在提出的一些措施都是应对危机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得出来的,是得当的。比如,我们要把发展建立在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基点上,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扩大内需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更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这就提到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到产品的品种、质量,让人民放心,提到社会保障,让人民解除后顾之忧。我们还提出投资拉动的规模不能过大,年增长30%多不行,现在降到20%。更主要是调整投资结构,更多靠内涵式发展,靠技术改造拉动,淘汰落后,防止避免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提出创新驱动企业是主体,这一路径解决了我们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开放,在改革上要有总体设计,顶层设计,要有路径图,要有时间表。而且重点指出了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