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述领域正是当前中国反腐的重点、难点。因此,高层对网络反腐的重视已经超出“回应社会关切”层面,更加注重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网络反腐不仅拓展了网络公共精神空间,更体现了中国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度。
“微博一转,围观一万。”网络的围观性以及借助舆论形成的倒逼机制,的确促进了一批案件的高效解决,但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会不会有人利用微博反腐的环境,试图污蔑并敲诈某人?”一位来自央企的全国政协委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伴随着网络反腐的热潮,自己所在企业已经出现下属敲诈上级领导的情况,“要不给我升迁,要不就在网上‘曝光’你。”
一些代表、委员一方面把网络当做收集举报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制度规范”的问题。
马馼说,民众如果有相关线索也可以向一些常规渠道提供,“比如说12388纪检监察热线,大家既可以用电话反映问题也可以通过网络举报。此外,各级信访局、各级人民检察院也都有举报腐败的渠道。”
马馼表示,来源于网络的线索,要经过核实后才能够最终确定,“目前对一些不实信息的存在,要高度关注”。
谢双成直言,通过网络渠道收集的举报信息可信度并不高,相当一部分查无实据。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被曝光“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查实,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在2009年参加全国两会时就提出了《建立长效的网络举报受理制度的建议》,今年,他依然关注网络反腐的话题。
“现在这个时代,党员干部光靠自我监督不行了,必须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施杰说。
前段时间,香港特首梁振英遭媒体和网友爆料,指其在选举期间涉嫌贿选。梁振英高调回应,其竞选办主动向廉政公署提交相关资料接受调查。
施杰认为,“针对‘不当举报’,完全可以用梁振英的方法来回应和保护自己。要正面回应失实举报,要经得起曝光。”
施杰建议纪检、检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处理网络举报,规范网络举报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管理程序。“对网络相关线索进行专业的收集、分析,按真实性、可查性、影响性分级管理,定期向举报人作出受理反馈。”
针对网络举报泛滥可能造成的“泥沙俱下”,他建议纪检监察部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网络发言人要对网络上爆出的官员涉嫌腐败问题,进行公开答复,公布调查情况。“保证渠道通畅,增强举报者的积极性,防止谣言传播,提高政府公信力。”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网络反腐绝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也需要制度来规范,必须成为制度反腐的有益、有效的组成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说,网络举报查无实据、造成恶劣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以“诽谤罪”起诉举报人。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网络举报大多为匿名,起诉谁?什么程度的名誉侵害才构成“诽谤”?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建议,对一些不良网络反腐举报信息和涉嫌侵权、打击报复性质的虚假网络反腐信息,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建立秩序保障、有法可依的网络环境。
这一建议,此前早已受到中央纪委的重视。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曾指出,有关部门要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引导网民合法合理地表达诉求,提高网上反映的案件线索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马馼透露,基于网络线索而展开调查的案件占比目前来看还很少。未来,只有加强法制,对一些网络行为作出规范,网络反腐才有望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记者 王烨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