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中国未来十年将因网络发生巨变【2】

记者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论断？布里赛做了如下回答。

对于中国领导者，一般的被政治学家们分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但事实上比这要复杂，它不可能像法国一样分为左右两派，因为中国比法国大得多，她地域辽阔，环境复杂。布里赛引用其好友、经济学家丹尼尔·哈伯（Daniel Haber）的话说，中国政治生态中还存在“开明的自由派”。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受到了领导者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究竟谁在领导中国？在西方国家，是总统或总理在管理国家，而在中国，却是集体领导。我们不能说胡锦涛或者温家宝在领导中国。因此，这也导致了权力与战略的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对国家发展有利还是有弊呢？当然透明一些比较好，透明才有利于持续发展。

“但是，”布里赛话锋一转，“中国未来十年将因为互联网而改变。”他认为，互联网已经进入移动时代，手机与微博等结合，让信息的传递更加快捷、覆盖更广。政府一些部门或许可以审查，但是这是一场必败的“战役”。所以，我相信中国领导者的智慧，他们会进一步给予人民更多的自由。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布里赛说，“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别的意义，中国近代史上的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项目上皆有一定成就；而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十年，是改革运动最后实践的十年，也是中国以世界贸易组织(WTO)语法规则参与全球化的十年。

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有周期性的，作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希望中国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未来的10年，我希望让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看到，中国所走的有特色的中间道路是可行的，并且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模式，并成为一种发展模式。

“通过温家宝总理的报告，我们也能看到未来十年将要发生的变化。”布里赛认为，一些政治分析家认为，温家宝的改革力度不够，其实，在政治层面，他是温和平静的。（而这个平静又是何等的重要）；在经济层面，却是惊天动地的。他引用《回声报》的数据来证明：回顾中国十年的变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六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可以预见，下一个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继续。

“关于温总理的报告，我有三点思考。”布里赛显然仔细阅读了政府报告，“第一，中国要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他认为，腐败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因为它已经侵害到了中国的各个层面，并形成一个“网络”。而反腐败斗争又是非常艰巨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但中国政府必须直面腐败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因为，舆论的压力正在扩大，而这种压力又是前所未有的。已故的法兰西院士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写了一本题为《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颤抖》的书，让他名声大噪。但是布里赛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说“当民众醒来时，权力会颤抖。”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以他们的智慧，会清楚地看到，并能处理好这个矛盾。

布里赛谈到的第二点是环境治理问题，他说，温家宝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表示要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并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这句话让人们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布里赛说，中国经济在快速地发展，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也可以说是高昂的代价。同样，治理环境问题，同样还要付出高昂代价和持续的努力。而中国政府已经表示会付出这种努力。

布里赛最后谈到的是不平等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法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你看现在法国的不平等现象多么严重，很多罢工游行都是因此而来。而中国的情况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制度化不平等，中国政府必须打破这两种不平等。中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异，政府要平衡这个差别。我们知道，中国以前的财富来自出口，政府应该想办法让民众消费，比如要让那些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的农民工去消费，这才能刺激内需。要达到这个目标，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的社会保障要到位。他认为这个目标将在未来十年，得到实现。

布里赛（Bernard BRIZAY）简介

贝尔纳·布里赛生于1941年8月4日，获得文学、艺术史和历史学士学位。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高等研究文凭。

从1969年到1976年，他做过《企业》（Entreprise）杂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专栏记者，《新经济学家》（Nouvel conomiste）的特派记者。1977年，他由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提供资助，在美国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从1979年到1982年，担任《费加罗》报（Figaro）的特派记者，从1982年到1990年，担任《巴黎日报》（Quotidien de Paris）的特派记者。从1991年到1997年，他担任《玛丽雅娜》（Marianne）杂志的总编。自从1997年以来，他主要以艺术批评家的身份，为各种报纸和杂志写文章。

他写过几部历史、政治和经济的著作：《资方》（1976年），《美国资方》（1979年），《何为失业者？》（1979年）以及《圆明园大劫难》（Le Sac du Palais d’t）（2003年）。1997年，他创立了贝尔纳·布里塞出版社。2013年，其新书《法兰西在中国》面世，并将出版中文版。

2005年以来，他担任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的季刊《塞纳河边的中国》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