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习李时代：中国人期待什么？

局势解读

2013年3月14日，中国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正式选举出了中国新政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担任中国政府总理。至此，历时已经十年之久的胡温体制正式宣告曲终人散，中国政治迎来了“习李时代”。未来十年对中国的崛起进程来说可谓至关重要。

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型模式已经出现疲态，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中国国内的市场培育和经济要素发展必须走上一条新路；“国退民进”将是考验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将产生持续活力的关键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积累起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和问题已经渐趋“临界点”。如果新政府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出新路子，中国今后不能排除内乱和革命的黯淡前景。此时此刻，历史将引领中国人继续崛起和走向繁荣、法治和民主之路的重任，放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肩上。未来十年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很可能将决定整个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权力格局。

中国人对于“习李时代”的期待并不复杂、也不会讨要得更多。习李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下定决心，提升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效率，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真正的磨刀石。

事实上，中国远远没有走到西方式的政党竞争、三权分立和民选政治的时代。这不是因为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必然水土不服，也不是中国民众不认同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而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和中国巨大的地域与社会层级差异，决定了中国在民主和自由进程中只能“曲线救国”。但是，中国的当政者应该头脑清晰、思维犀利，应该痛识中国今天的问题所在。这一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主导的政治体制按照现有模式继续维持下去，不仅政治和社会成本越来越巨大，而且也将实质性地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妨碍中国经济增长必然要求的社会和民众创造力的释放，以及滞后一个中国呈现崛起势头时应该同时继续维持的进步和创新的势头。说白了，今天中共体制不变革，中国今天的官僚体制、一切唯官是举的政治和社会运作程序、以及以“升官”、“保官”以及“做官”为核心的资源配置体系，都将极大扼杀中国本应展现出的创造力和进步进程。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持续扩大。终有一天，这一体制将不得不以政治突变、甚至动荡为代价来重新回归正轨。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地地道道的“官治”。上层官员的态度和立场，常常决定性地决定中国下层官员的作为和选择。为了保证政府权力系统中现有的位置和未来升迁的集会，这一“官治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一切谨小慎微、一切唯官是从以及一切担心会丢官失官。其结果，政府权力系统中应该具有的起码政治伦理和责任政治，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官场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官员不仅少讲个性、难讲创新，更是将各级官员本来应该具有的精英意识变成了如何保证晋升途径和机会的官场文化，将各级官员应该勇于担当和勇于负责的责任意识，变成了基本按照文件和口径办事、少讲官员主创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庸人政治。

中国政治的官治体系，同时又被两个因素放大：一是中国政府的权限过大，掌控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过大，想要继续延续政府机制主导来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信心过大；二是中国政治中的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机制的制约和约束，薄熙来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网络时代民意勃起、言路已开，但信息时代不可能自动带来中国的责任政治。

中国的“官治体系”母庸讳言在中国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当中国决定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中国政治的“官治体系”确实让各层官员都以搞活和搞好经济为中心任务和目标，产生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政府助推力。但问题是今天中国存在“官治体系”的同时，市场和政府的利益交换机制空前发达，中国的“财富体系”对“官治体系”的依赖越发深厚。各种大型国企、央企普遍存在着的垄断和特权，就是典型代表。不解决今天中国庞大、臃肿而又过分自信的“官治体系”，中国现有治理模式的效率和创造力，只会下降、不会上升。这不仅决定性地在削弱和影响中国崛起的巨大“正能量”，也在浪费、甚至无谓地消耗中国35年改革开放积累起的巨大资源。对于中国解决内在各种社会紧张关系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来说，“官治体系”不整顿，中国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将受到束缚。

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正在遭遇更加严厉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压力。中国如果不能从自身的这一“官治体系”中解放出来，中国首先难以正视自身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就难以从上到下下定决心革新除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也将难以真正有所跃升。因为这一“官治体系”是个彻头彻尾的自我利益体系。除非有最高层的官员的发话，并不存在这一体系与世界媒体、中国自身的公民社会之间流畅、及时的信息交换，也难以存在迅速而又有效的行为更新。